去江南追寻第一口春茶的间隙，我去看了赵梁编导的现代舞《幻茶迷经》。

舞的缘起是茶，而且是一次确凿的考古发现——1981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宝塔倒塌，随后1987年在地宫里发掘出土了一套精美的唐代金银茶器。同时出土的《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是唐僖宗给法门寺的供养物。据考证，这套茶器的年份是在公元8世纪中期陆羽著《茶经》80年之后，陆羽在这本被公认为茶道开始的书中，描述了他创制的24种茶具。这套晚唐宫廷御用茶器正是物证，重现了大唐盛世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茶道的全过程。

 

舞台上大幕拉开，幽暗的地宫内，金光闪闪的茶器在封藏千年后重见天日，将观众带入神话叙述中。舞蹈的形式更加重了奇幻感——茶的惊魂幻化为一个女子，身披红袍，头戴金冠，一张白色面具遮盖着面部，让人既为其形式所震慑，又有些出离：这种程式化和仪式感就是茶道吗？茶幻缓缓取下金冠，摘下面具，对应着茶在现实中由宫廷走入民间，走入日常，仪式感也逐渐放下。之后展开的是一个《罗生门》式的故事：一个樵夫、一个高士、一个僧人，代表不同阶层的三个角色与茶幻相遇时展现出不同的直觉反应，茶幻的形象也随之变幻。樵夫轻浮，茶幻就高傲；高士矜持，茶幻便端庄；僧人克制，茶幻则妖媚。三人斗茶相争，甚至大打出手，等到黄粱梦醒，又相对饮茶，回归理性。其实，茶幻就是三个角色内心欲望的真实反映，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茶幻。

《幻茶迷经》不只是说茶，而是借茶来说众生。而茶之所以成为这种包罗万象、俯瞰众生的因借物，也是因为它覆盖了不同地域和阶层的人群，而不同的人也在茶中喝出了不同的味道，投射了不同的心境。自8世纪陆羽在《茶经》中明确意识到茶不仅有单纯的物质属性之后，喝茶就上升到精神层面，甚至发展成一种关于审美的宗教——茶道。

 

茶是中国人的发明，而中国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也为茶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从古至今，不同地域孕育出不同种类的茶，绿茶、红茶、乌龙茶、黄茶、黑茶、白茶；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在不断演变，从唐代的煎茶，宋代和元代的点茶，再到明代以来的泡茶；皇家、士大夫、老百姓、寺院也各自有一套喝茶的方法，每一套都有自己的道理。尤其是最近这些年，物质逐渐丰裕的中国人开始重拾传统文化与审美，对“茶道”的探求也越来越强烈。

自2009年起，《三联生活周刊》开始每年推出一期有关茶的“封面故事”，探寻的路径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从关注物质层面——去各大茶山寻找最好的绿茶、红茶、工夫茶，再到精神层面——去寻找“茶之道”，最初是去日本、韩国等地找，着眼点是向外的，而当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想要向内看时，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茶道？或者说，中国茶的精神性如何承载？

 

110多年前，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在他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日本茶道的《茶书》中提出，游牧民族的入侵结束了宋朝文化的繁荣，风靡一时的饮茶文化即在中国戛然而止，反而在引入地日本发扬光大，诞生了茶道。这似乎已经被接受为史实，但从文化意义上去深究，并不全然如此。

诚然，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几次文化断裂，但茶的物质基础一直生生不息，而饮茶作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在民间也从未断绝，这也是茶文化复兴的土壤。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茶道精神虽然纯粹，但也过分苛刻和程式。中国茶之道，则是道法自然。这也是我们这次在杭州、徽州和成都踏访春茶所感，在一种多元的山水、人文和市井情境下，中国茶呈现出来的是自由自在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