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奢极侈的宋代饮茶发展到元代已开始走下坡路，因团饼茶的加工成本太高，其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大榨小榨”把茶汁榨尽，也违背了茶叶的自然属性，所以到了元代，团饼茶开始式微，唐宋时即已出现的散茶开始大行其道。

   散茶的真正流行是明代洪武二十四（1391）以后的事，据《野获编补遗》记载：“至洪武二十四年九日，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芽茶以进。”由此“开千古茗饮之宗”，散茶于是轰轰烈烈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代的散茶种类繁多，虎丘、罗岕、天池、松萝、龙井、雁荡、武夷、大盘、日铸等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茶类，这些散茶不再需要碾罗后冲饮，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人异，然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陈师道记载了当时苏、吴一带的烹茶法：“以佳茗入磁瓶火煎，酌量火候，以数沸蟹眼为节，如淡金黄色，香味清馥，过此而色赤不佳矣！”即壶泡法；而当时杭州一带的烹茶法与苏吴略有不同，“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其实无论是壶泡还是撮泡，较之前代更加简便，而且还原了茶叶的自然天性。

   由于茶叶不再碾末冲泡，前代流行的碾、磨、罗、筅、汤瓶之类的茶具皆废弃不用，宋代崇尚的黑釉盏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景德镇的白瓷。 屠隆《考般木余事》中曾说“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张源在《茶录》中也说“盏以雪白者为上，蓝白者不损茶色，次之”，因为明代的茶以“青翠为胜，涛以蓝白为佳，黄黑纯昏，但不入茶”，用雪白的茶盏来衬托青翠的茶叶，可谓尽茶之天趣也。

   饮茶方式的一大转变带来了茶具的大变革，从此壶、盏搭配的茶具组合一直延续到现代。

   茶壶在明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在此之前有流、带把的容器皆称之为汤瓶，亦谓偏提，到了明代真正用来泡茶的茶壶才开始出现，壶的使用弥补了盏茶易凉和落尘的不足，也大大简化了饮茶的程序，受到世人的极力推崇。

   虽然有流有柄，但明代用于泡茶的壶与宋代用来点茶的汤瓶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明代的茶壶，流与壶口基本齐平，使茶水可以保持与壶体的高度而不致外溢，壶流也制成S形，不再如宋代强调的“峻而深”。明代茶壶尚小，以小为贵，因为“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真味，不先不后，只有一时，太早则未足，太迟则已过，似见得恰好一泻而尽，化而裁之，存乎其人，施于他茶，亦无不可。”

   明代的茶具从材质上来讲，以瓷器和紫砂为主。明代景德镇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全国的制瓷中心转移到景德镇，烧制的青花、釉里红、青花五彩等瓷器在元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改进，而明代仿宋代定窑、汝窑、官窑、哥窑的瓷器也很成功，特别是永乐朝烧制的白瓷，胎白而致密，釉面光润，具有“薄如纸，白如玉，声如韾，明如镜”的特点，时人称之为“填白”，以“填白”釉烧制的茶盏，造型稳重，比例匀停。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提到“茶盏唯宣窑坛盏为最。质厚莹玉，样式古雅，有等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次则嘉窑心内茶字小盏为美；欲试花色黄白，岂容青花乱之，注酒亦然。惟纯白色器皿为合最上乘品，余皆不及。” 这里提到的坛盏是指道教做法事时用到的供器，其中嘉靖皇帝在金箓醮事时用的坛盏最有代表性，其内底心通常用青花书“茶”字。

   明代散茶的冲泡又直接推动了紫砂壶艺的发展。宜兴位于江苏省境内，早在东汉就已生产青瓷，到了明代中晚期，因当地人发现了特殊的紫泥原料（当地人称之为“富贵土”）紫砂器制作由此发展起来。相传紫砂最早是由金沙寺僧发现的，他因经常与制作陶缸瓮的陶工相处，突发灵感而创作了紫砂壶。据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载，紫砂器制作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供春，供春是明正德年间的学仕吴颐山的家僮，吴颐山在宜兴金沙寺读书时，供春在一旁侍读，聪慧的他向金沙寺僧学习了紫砂制作技法，制成了早期的紫砂壶，供春遗留下来的紫砂作品廖廖，但他却是宜兴紫砂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人。

   明代的紫砂名家有董翰、赵良、袁锡、时鹏，其后时大彬成为一代名手，其制壶“不务研媚而朴雅坚栗，妙不可思。”，因时壶“大为时人宝惜”，当时就有人仿制时壶。时大彬后还出了不少名家，如李仲芳、徐友泉、陈用卿、陈仲美、沈君用等等，紫砂在明代得到极大的发展。

   因紫砂土质细腻，含铁量高，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水性，用紫砂壶来冲泡散茶，能把茶叶的真香发挥出来，无怪乎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因此紫砂壶一直是明代及以后茶壶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