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欧阳修、梅尧臣等都写过歌咏“紫 瓯”的诗词，或认为紫砂茶具在北宋已经诞生，而且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1976年 7月，在宜兴丁蜀镇的羊角山，发现古窑址的废片堆积，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残片，泥色紫红，泥质粗糙，手工技术不高，成品有明显的火疵，复原所得大部份为壶。 羊角山窑，据判断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这一发现，被认为印证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

 

　　文献中确切记载的紫砂历史，是从明代正德年间供春学金沙寺僧制作茗壶开始的。供春所制，据第一部紫砂艺术的专著--周高起在天启年间写成的《阳羡茗壶 系》中所说，当时已经极难经见。现存传世的供春壶，见于著录而且很著名的有两件：一件是“树瘿壶”，传说曾为吴大澄收藏，后为储南强所得，把下刻“供春” 两字，裴石民配制壶盖，黄宾虹为之定名，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是原罗桂祥先生收藏，后藏香港茶具文物馆，壶底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两行楷书铭款的 “六瓣圆囊壶”。据顾景舟先生谈，曾见过树瘿状壶有十二件之多，不合文献所载供春壶的特点，似难以定为真品 .不过，传世供春壶作为明代中后期紫砂器的标志，时代赋予的地位还是不可忽视的。

 

　　考古发掘所见有明确纪年可考的紫砂实物，现在首推南京市博物馆的一件藏品。这是一件提梁壶，通高17.7厘米，1965年出土于南京市中华门外马家山 的明司礼大监吴经墓，同出的有嘉靖十二年砖刻墓志。这件壶的质地、制法，可与羊角山出土标木相比照，它的胎体近似缸胎而质地较细，壶面黏附着“缸坛釉泪 “，证明当时烧制紫砂还没有另装匣钵，是与一般缸器同窑烧成的。吴经墓出土的这件壶，对于鉴定供春生活时代制作的紫砂器，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时鹏、董翰、赵梁、元畅是嘉靖、万历时期的著名陶工，号称“四大家”。清乾隆年间吴骞所著《阳羡名陶录》说：董翰始创菱花式壶，赵梁多制作提梁式壶。 他们的作品都有传世，当然不多，收藏家和鉴赏家很注意鉴别考证。

 

　　时鹏之子时大彬是供春以后最著名的陶艺大师。他生活在万历年间，所用陶土杂有炮砂，制壶不务妍媚，朴雅坚致。最初仿供春作大壶，后识文学家、书画家陈 继儒等人，接受品茶、试茶理论的启发，一反旧制，专做小壶。这是紫砂壶艺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茶论里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伦旋啜，以尽色声香 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汤力茗香，俾得团结氤氲。“与时大彬同时代或稍晚的李茂林、李仲芳、惠盂臣都迎合时代的风尚制作小壶。

 

　　时大彬之后最著名的制壶大家是清代 康、雍时期的陈远。陈远号鸣远，又号壶隐。吴骞说他，“一技之能，间世特出”，甚至供春、时大彬也“无以远过”他。他与杨中讷、曹廉让、马思赞等文人学士 相交，制作的茶具雅玩不下几十种，款式书法有晋唐风格。他所制瓜果式器具，如束柴三友壶，伏蝉叶形碟，梅干笔搁、仿竹段臂搁以及清供果子六款(荸荠、茨 菇、菱角、板栗、核桃、花生)等，精巧逼真，楚楚有致，当时推为绝作。在他之前有陈子畦(崇祯时人)善制石榴、螃蟹等像生物品，或传是陈远的父亲，但年岁 不甚相当。李景康、张虹的著录中，陈远虽只有十件作品，但他实开有清一代紫砂工艺的新局面，只是象晨星临空，闪烁比较孤单。

 

　　清代乾、嘉时期的陈鸿寿(1768一1822年)，号曼生，浙江钱塘人。他同黄易、奚冈、赵之琛等并称“西泠八家”，文学、书画、篆刻都精好。他在宜兴任 过三年县宰，喜爱紫砂，曾手绘十八壶式，请杨彭年及其弟宝年、其妹凤年等按式制作。所制壶底多钤“阿曼陀室”铭款，把下有“彭年”印章。他们合作署名的茗 壶以“曼生壶”见称于世。“曼生壶”着重于壶身取平面，面上镌刻书画铭款。作壶铭的，除陈曼生本人外，多是他幕中友人江听香、郭频迦、高爽泉、查梅史等。 文人、士大夫、收藏家参与紫砂器的设计和制作从明末开始，项元汴、赵宦光、董其昌、陈继儒、宋荦等人都热心于此。而将紫砂茗壶与诗书画印艺术相结合的风 气，是经陈曼生之手开拓广大的，这种风气在当时及以后一直格外引人注目。陈曼生对宜兴陶业的振兴，有非常大的贡献。

 

　　据说，“曼生壶”不下几千件。罗桂祥藏品有刻“茗壶第一千三百七十九频迦识”铭文的，现藏香港茶具文物馆。《阳羡砂壶图考》中著录的一件，壶腹镌“曼 公督造茗壶第四千六百十四，为犀泉清玩”十八字，现似归上海博物馆藏。实际上，果有这么多的制品，绝难出于杨彭年、杨宝年、杨凤年等少数人之手。近年尚发 现一些“曼生壶”上，有其他工匠的名款。

 

　　紫砂高手中，还应当提到清代道光、咸丰间的邵大亨。关于大亨其人，文献记载甚少，然从其传世作品巧妙的构思、精美的工艺、饱满流畅的线条看，确非一般 陶工可比。他的作品，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