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期青花官窑瓷介绍如下：

 

　　既然“元青花无人物、无官器”，那么以“青花瓷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为代表的一批精美的早期青花瓷器，既不是“外销瓷”，又明显不同于民窑瓷，它们该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当为洪武、永乐甚至宣德早期的官窑器。我们不妨比较分析如下：

 

　　首先，洪武初年以铸币等因，即开始在大型祭祀中以瓷代铜，《明太祖实录》中载，洪武元年三月丁未的太庙大祀中，“共设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二年六月丁亥，为造宗庙祭祀用青铜礼器(金器)事，洪武帝谕礼官曰：“礼缘人情，因时宜，不必泥于古。近世祭祀皆用笾、豆之属，宋太祖曰：吾先人亦不识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言可法。今制宗庙祭器，只依常时所用者。于是造酒壶、盂、盏之属，皆拟平时之所用。”至八月，准礼部奏，“凡祭器皆用磁”。于是，景德镇珠山御窑场开始大规模烧造祭器，特别是郊祀之大型酒容器，依习惯用罢即弃，致偶落于民间传承至今，宫中反不存。

 

　　以梅瓶(经瓶)为例。其为公认的古代制式酒容器，因此，在大体相同的时代，同一窑口的产品在器形、体量与工艺规范上会大体一致。景德镇元末明初的梅瓶从造型看，洪武朝及之前皆为圆肩、鼓腹，上腹部几近球体(如：北京颐和园藏蓝釉白龙纹梅瓶与南京博物院藏萧何月下追韩信图青花梅瓶)，而从腹部中线以下到圈足处则内收明显，且圈足部分亦不外撇。这种经瓶的造型有别于北方各窑的梅瓶，也不同于同期龙泉等南方窑口的产品，可以看作景德镇窑经瓶的标志。其造型绝美，极富张力，但受到应力等因素制约，从炼泥、拉坯到烧成也要求极高，残次品率亦会相对比较高。此外，类似的大型器皿直至洪武初多不修坯，接痕清晰可见;随着明朝官窑工艺规范的确立而外部通体精修(如首都博物馆藏洪武青花折枝花卉纹盖罐、景德镇陶瓷馆藏缠枝牡丹纹梅瓶)，因此，洪武六年之后“外修内不修”这个学界很多人的看法，也理当成为早期青花瓷的断代依据之一。

 

　　问题的关键是，类似“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青花四爱图梅瓶”这样一些极精致又规整的早期青花瓷器够不够官器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为了便于研究，我们不妨做一个排比：北京定陵地宫出土的“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龙纹梅瓶、北京西郊董四墓出土的“大明万历年制”款青花缠枝番莲纹梅瓶、定陵地宫出土的“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梅瓶、北京石景山明雍王墓出土“永乐青花桃竹纹梅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永乐青花“内府”铭梅瓶、湖北钟祥市朱元璋之子郢靖王墓出土青花四爱图梅瓶，以及传世的英国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藏青花人物梅瓶、美国波士顿博物馆藏青花三顾茅庐图梅瓶、上海博物馆藏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等。这些梅瓶的主要异同为：洪武朝出土的梅瓶在器型上与扬州、北京颐和园等所藏“元蓝釉白龙纹梅瓶”相同或非常相近，而永乐朝之后的梅瓶腹肩处比较收敛，圈足却越来越大，且开始向外撇。这样，虽然会造成器物的美观度受损，但成型工艺相对容易了，残品率也肯定会大幅下降。这种情况与清康熙朝到嘉道以后“将军罐”的造型变化非常相似。此外，在绘画风格上，这类器物与民窑瓷、出口瓷的绘画截然不同，应该是宫廷画师创作或改订所出的画稿，再由窑场画工摹绘而成。因此，从绘画整体风格上看，其一类器物上只保留了附属的装饰图案，而变形的连续荷花瓣纹饰等也几乎是祭祀与宗教场合之用相联系，但主题则完全是汉民族的人物画构图风格;另一类器物上较多保留了外来因素，但主体突出，层次分明，疏密有致，更无简笔随意之处，落笔皆规整严谨，一丝不苟。加之画谱出宫廷画家，描绘细腻丰富、釉色纯净透明，没有明显的瑕疵，就构成了官窑器必备的一些特征。同时，迄今发现的明代异姓王墓和高规格贵族墓中，大多出土有类似精美的早期青花酒容器，且未见有类似美器同一墓葬中有大量出土的记录(大量出土的典型民窑梅瓶这里不讨论)，这也符合御赐的情形。

 

　　当然，我们不能将明早期青花官窑的标准与明中晚期的同类器等同比较，因为青花瓷那时毕竟还处在初创期。其从不修坯到修坯再到精修肯定有个过程，而早期御窑场的画工也理应不如鼎盛期的技艺纯熟，这是常理。可是，若以1980年北京朝阳区洼里出土的“大明嘉靖年制”款书青花婴戏图盖罐为标准，那么诸如山西省博物馆藏“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等许多被认为是元青花的精美大罐，则均够洪武官窑器的标准。这种情况与清顺治朝到康熙朝官窑的变化也非常相似。事实上，顺治同明初，贡品瓷与官窑器均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