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紫砂壶的古代文献资料，最早见于北宋仁宗时进士梅尧臣《宛陵集》中的两首诗。其卷十五《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诗中有“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的描写；又卷三十五《答宣城张主簿遗雅山茶次其韵》诗中有“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的提法。梅尧臣（1002年－1060年），字圣俞，宣城人，工诗，以源远古淡为意，与欧阳修和苏东坡父亲苏洵是诗友，他曾怀着对紫砂壶的爱好，慕名到过陶都，还留下《陶者》诗一首。其次，是梅尧臣的诗友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诗》云：‘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潇有余清。”北宋苏轼也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的词句。另外，还有宋人作《满庭芳·试茶词》云：“雅燕飞觞，清谈挥簏，使君高会群贤……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园……”这首宋词，既见于秦观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又见于米芾的《宝晋英光集》。这里所说的“紫泥”、“砂罂”、“提壶”、“紫瓯”等，都是指宜兴紫砂。梅尧臣、欧阳修、功轼、米芾等都是北宋的诗人，这意味着在北宋以前，宜兴已有紫砂陶的制作了。既称“新品”，想来紫砂茶具，在北宋流行于士大夫之间为时还不很久。

 

    但是，这些诗词吟咏，还只是文字记述所提供的线索，若无实物佐证，紫砂陶的创始年代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直至1976年秋，宜兴蠡墅羊山古窑址的发掘之后，创始北宋之说，才得到考古学的支持，紫砂陶的起源才算有了初步的结论。

 

    到了元代，此砂陶的烧造工艺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始在紫砂杯与壶上锥刻铭文。据明《霁园业话》中曾记载说：“余于白下（今南京）获一紫砂罐（即壶），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孙高士何许人也？据《松江县志》说：孙高士即孙道明，字明叔，号清隐，华享人，生于元大德元年（1297年），在元代生活了70年。他隐居于九峰三泖涧，博学好古，藏书万卷，遇秘本则立刻着手抄录，筑映雪斋，延揽四方名士，以校阅为乐，故人称高士，曾以其居名为“且吃茶处”。又造一舟云“山光水色”，徜徉于南甫，曾与陶南村共泛，南村制词谱，明叔以洞萧吹曲，擢歌相答，极尽讴波漂渺之思。又海昌查维亭所藏《南郡新书》有明叔跋云：“洪武五年岁次壬子，仲夏九日已卯，在华亭集贤泗北村居且吃茶处写毕，清隐老人，时年七十有六。”由此可峰当时已有用此砂壶泡茶的风气。南京距离宜兴较近，可以推断这件紫砂壶的产地应该就是宜兴，所谓紫砂罐，即当时流行的一种紫砂陶饮茶用具。《先进录》云：“俗称壶为罐也。”另外，元人周覆道、马素常在《荆南和唱集》中，也有写到“阳羡紫砂”之句。

 

    初期的此砂陶出于谁人之手，已不可考。有实物遗存并有关于者记载的，要到明代中期。据《宜兴县志》和其他有关的记载，明正德年间（1504年－1521年），陶都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匠师供春，他从金沙寺僧学到的制壶技艺。因此，金沙寺僧和供春通常被尊为此砂陶的创始者，时人称之“陶壶鼻祖”。

 

    明代初期，宜兴制作的宜兴紫砂壶主要还是缸、钵、罐、瓮之类的实用器皿，只有湖父金沙寺的和尚，能做此砂陶茶具，即周容《宜兴瓷壶记》里所说的“万历间大潮山寺僧”。这个和尚从陶工那里学会了制陶技术，加以改进，因而做成了精致的茗壶。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的《创始》篇里说：“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这个和尚没有留下姓名，因而引起后人的追念。吴骞有诗赞道：“金沙泉畔金沙寺，白足禅僧去不还。”

 

    关于金沙寺僧所制的作品，在明清两代的茗壶录里，都未见记载。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寺僧当时制壶不过供一时之用，未必想借此留名，成为紫砂工艺史上的功勋人物。寺僧作壶喜用紫砂泥，制壶的方法，看来比较简单，所制的式样，似乎只有圆形一种；而且所制各器，既未款署，也不钤章，后人即使遇见他的手迹，也无由辨识。据《骨董琐记》记述：“砂壶始于金沙僧，团此泥作壶具，以指螺纹为标识，供夫见之遂习其技。”自供春学了他的制壶本领后，始为流传。供春的作品，传器有失盖树瘿壶扳下署“供春”两篆字。又《项氏历史瓷图谱》记有六角形及圆形变色壶二器，以为天地间怪诞之物。紫砂壶的制造，从金沙寺僧到供春，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