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饮茶的历史有多少年了，我们现在还无法具体的考证。但是，人饮茶的原因还是从诸多的文献中找到答案的。

一、 茶被我们祖先利用是从药、食开始的

我们就可知道，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是从药用开始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晋张华《博物志》也同样有“饮真荼，令人少眠”的说法。陶弘景《杂录》中所说“茗荼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君服之”。其实对丹丘子饮茶的记载还有早于此的汉代的《神异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予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栖之余，乞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常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丹丘子为汉代“仙人”，茶文化中最早的一个道家人物，历史上的余姚瀑布山为产茶名山。因此“大茗”与“仙茗”的记载亦完全一致。这几则记录中的“荼”与“茗”，也就是今天的茶。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早在晋代郭璞在注解《尔雅》时，即解说：(茶)树小如栀子，冬生叶，一名葬，蜀人名之苦茶。此中所谓“蜀人”之记载，即可视为饮茶习俗在古巴蜀的最早萌芽。还有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所说：“苦荼，久食羽化，”都说明茶开始时被利用是和药联系起来的。

荼与茶通，是唐显庆年间苏恭、长孙无忌等人详注《唐本草》定荼为茶以前茶的异体字。 有关荼的最早的正式文献记载是《诗经》，其***有多处提到荼字，如《邶风·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郑风·出其东门》中的“有女如荼”，《豳风·七月》中的“采荼薪樗”，《豳风·鸱鴞》中的“予所捋荼”，《大雅·绵诗》中的“堇荼如饴”，和《周颂·良耜》中的“以薅荼蓼，荼蓼朽止”，意思分别为苦菜、茅花和陆地秽草，与后来用于饮用的茶并无非常明显的联系。《礼记·地官》中有“掌荼”一职，只是其所掌所聚之荼也只是茅花，用于丧事，所谓“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疏按：既夕礼为茵之法，用缁翦布谓浅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缝著以荼。荼用作丧事，与后来用于饮食的茶完全毫不相干。《晏子春秋》有“苔菜”之文 ，唐朝陆羽在《茶经》中将其引为“茗菜” ，后人也多相援引，但也无法断定这就是后来的茗饮。茶之进入饮食的确切事实当在汉代，王褒《僮约》中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语，烹当然是为了食的。此外据《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成书于三国魏的字书《广雅》中有这样的记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可见茶之最早进入饮食，正如后来陆羽所说是从加入葱、姜、橘皮等物煮而作茗饮或羹饮，形同煮菜饮汤，用来解渴或佐餐，饮食兼具，还不是单纯的饮品。所以唐时尚有“茶之为食物，无异于米盐”的说法 。茶成为纯粹的饮品大抵是在唐中期陆羽《茶经》之后，由于陆羽及其《茶经》的提倡和引导，人们在茶中的添加物才遂渐减少，茶也才慢慢地变成单纯的饮品。可见，茶最初进入饮食是食、饮兼具或药用的物品，而当茶用作食物时，与礼等庙堂文化毫不相干。

二、 品茶求道

古时有人向高僧问道，高僧只说“吃茶去”三字。究竟到何处吃？吃什么茶，什么时候去，都无交代。据闻求道的智者竟对此三字深有所悟，这可以让我们得知，茶与中国的道有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1、茶道之清：清，也就是无杂。古人认为，喝茶本是雅事，因而与俗人饮茶是有违茶的清的精神。因此而引申出来了品茶即品人，茶品即人品之说。我们在从古往今来的众多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和叙述。明人屠隆在《考余事》中说：“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暇辨味，俗莫甚焉。”明人陆树声和徐渭都作有《煎茶七类》之文，二人把“人品”列在首位。陆树声说：“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徐渭也说：“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同时代的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论客”一节中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辨，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汲水点汤。”陈继儒在其所著的《岩栖幽事》中则说：“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由此可见，品茶人数是有严格限制的，否则就落下了“施茶”的话柄。张源在《茶录》中亦有类似的说法：“饮茶以客少为贵，客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神，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饮茶活动本身就是力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而提升个人修养。就茶道来说，在历来的文章中讲静多于讲清。因静是清的结果，静比清来得更为直接，更为表面化。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所写：“茶之为物……冲淡闲洁，韵高致静。”韦应物所写的、“性洁不可无，为饮涤烦尘”皆是写茶之性本洁，而饮茶之人必须性清才能相得益彰。试想本是雅事，品茶之时却仍想着蝇营狗苟之事，岂不败兴。所以说茶道的精神之一应当是——清。

2、茶道之真：中国茶道在从事茶事时所讲究的“真”，不仅包括茶应是真茶、真香、真味；环境最好是真山真水；挂的字画最好是名家名人的真迹；用的器具最好是真竹、真木、真陶、真瓷，还包含了对人要真心，敬客要真情，说话要真诚，新静要真闲。茶是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真。

3、茶道之和：在茶道中和主要表现在中和，人和、和气、和谐、和悦等几个方面。

俗话说水火不能相容，但在茶道中水火不仅相容，而且是相得益彰。“风能兴火，火能熟水。”当然这也只是和在茶道中的一种最为简单直接的表现，亦是最为朴素的天地和谐的表现。

在茶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和则是表现人与人之间，人与事之间，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和悦。这一点在古往今来有关茶道的著述中提得也是最多。如明代许次纾在他所著的《茶疏》中对人的要求是 “夜深共语，洞房阿阁，宾主款狎”，明代冯可宾也有“茶宜：佳客会心文童”的要求。在不宜中许次纾认为：人事忙迫和相宜之事相违背的都不可；冯可宾在茶忌中则认为：主客不韵忙冗。此皆有背和的宗旨。人和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之美，而饮茶则使这种美益甚。人和则生和悦之情。心情和悦则人世间是万事万物都会因此而彰显和美之意。这就是和的最终作用，亦是最主要的作用之一。

4、茶道之净：茶道之净的境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说，一就是饮茶环境的净，另一个就是饮茶茶具的净，只有这两条做到了才能真正的做到茶道的境界，才能真正的享受品茗带来的乐趣。我们再来看前人对于饮时“净“的高论。

茶宜 明窗净几 轻阴微雨 小桥画舫 茂林修 竹小院焚香；

茶忌 恶具 主客不韵 冠裳苛礼 荤肴杂陈 案头多恶趣。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人对饮茶的环境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所以在此我们把净作为茶道的主旨之一，这并非是空穴来凤。

 

5、茶道与人性：儒家思想的主张是崇尚礼乐，他们在人们日常的品茗中亦发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从中挖掘出了处世的进退之道。

早在南北朝以前更早的时期，茶就被用在祭礼之上。茶道重礼，这和儒家重礼异曲同工。陆羽甚至认为，在进行茶道时，“二十四器缺一，则茶废矣。”茶道礼仪之严，可见一斑。

我国自唐朝以来，宫廷中的重要活动（春秋大祭、殿试，以及举行的群臣大宴等等）都有一定的茶仪茶礼，以示尊重。进入宋代，儒家更将茶礼引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就是所谓的家礼之中，如普通家庭中的婚丧嫁娶修屋筑路待客等大事，无不举行茶礼。甚而有“无茶不成礼”的说法，客来敬茶的说法也是因此而来，由此可见儒教的礼制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之深入。

儒家认为饮茶可以使人清醒，更可以使人更多的自省，可以养廉（茶以养廉），可以修身，可以修德。

品茶一旦上升到了与人格节操相对应的高度，也就是对茶的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的统一起来了。人品和茶品的高度统一，就无意中达成了心灵与自然的自然契合，这正是儒家所要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6、茶道与境：古人对饮茶品茗的环境要求也是相当高的。人不能多（人多曰施），亦不能杂，境要清幽，干净整洁为佳。欧阳修在其《尝新茶》一诗中，记他得到朋友馈赠的新茶而不用来待客时，有“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之句。很显然，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对品茶的环境也是有相当要求的。从欧阳修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品茶的环境诸如天气、品茶地景色，饮茶的人（须佳客），所用茶具（洁净），泡茶用的水（甘泉）的讲究是很高的。

到了明代，人们对品茶的环境要求日趋严格。冯可宾就有品茶的“十三宜”和“七禁忌”之说，所谓的“十三宜”是指：无事、佳客、幽坐、吟咏、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含、会心、赏鉴、文僮；“七忌”乃是：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徐渭则说：“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总而言之，都是反复强调在品茶时对茶、水、器、环境、人、心情等等的要求。

明代又人最讲究品饮环境，这在明人表现的画卷中也可以看出。明季文士往往把品饮活动置于大自然的环境中，独览山水之胜，饱尝林泉之趣，使整个品饮活动充满了诗情画意，颇合于天地之道。

力求茶的质地优良，水质纯净，冲泡得法，茶器精美，这是饮茶的基本要求。但要使饮茶从物质享受上升到精神和艺术的享受，那么，品茶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就显得相当重要了。青山秀水，小桥亭榭，琴棋书画，幽居雅室，当然是理想的品茗环境了。

“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客来。”我国人民历来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古代的齐世祖、陆贽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以为饮茶除了可健体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德”。 古人不仅喜欢茶、善饮茶，还将饮茶上升至“道”的境界———茶道。儒、道、佛各家均有自己的茶道流派，且形式与价值取向也大不相同：佛家谓人要青灯孤寂，要明心见性；道家饮茶寻求的是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则以茶励志，提倡沟通人际，积极入世。虽各有不同，但不同中有大同，那便是“和谐、平静、闲雅”。要不，古人也不会弃酒不顾，而只把品茗作为“清醒朋友”了。曾见古书中有茶酒争功的记载，后经水来调解，欲其同登榜首，勿再相争。可实际上，在我国古人心中，尤其是古代文人心中，鲜明、热情、外向的酒，还是不如清幽、儒雅、隽永的茶来得讨人喜欢。这在唐宋时期的诸多文人雅士的佳作中得到印证。

将饮茶之神态、功效描写得最为传神的当属唐代诗人卢仝了，其《走笔谢孟谏议宪证新茶》曰：“一碗喉勿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严和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其中“两腋习习清风生”被嗜茶者奉为千古绝唱。白居易《何处堪避暑》对茶之功效也有传神描写：“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大诗人苏东坡饮茶之后，感觉也不错：“意爽飘欲仙，头轻快如沐。”俗谚来的更直白：“早晨一杯茶，饿死卖药家。”一杯茶胜似数味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