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年生活在茶区，又亲自经营茶庄，李拂一对车里（今景洪）地区的茶业非常熟悉。在1933年出版《车里》中，他对车里的茶业作了专门介绍。除此，他还在南京《新亚细亚》杂志撰写了《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一文。1938年，李拂一受省政府委托，去泰国、越南侦察日本人的动向，他又写就《佛海茶业概况》一文。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看了他的文章后，很认可他在文中的观点。随后，寿景伟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茶公司的职员，希望他协助筹建佛海实验茶厂。

 

云南中茶公司虽有李拂一的报告，但对佛海当地条件是否适合设厂依然不太确定。为慎重起见，公司决定派范和钧和张石诚前去调查。1939年3月30日，范、张两人从昆明出发，到缅甸和印度两国考察茶叶的产销情况。4月8日，他们进入缅甸，在仰光寻查卖茶商行并抄录茶价。仰光考察之后，他们又前往印度大吉岭参观茶厂和捡梗机械。是时，李拂一正在印度处理佛海联贸仓库着火、紧茶被烧的事件。4月26日，范、张两人跟李拂一回到佛海，开展佛海实验茶厂的筹备调查。

 

佛海茶厂的筹建受到多方支持。在某种意义上，佛海建厂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要部署和历史重任。一是抗战爆发，国家需用茶叶换取外汇；二是佛海茶叶销往西藏，可防止英国人和印度人用茶叶控制西藏；三是以茶业为纽带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可以巩固边疆政局。范和钧通过大约一个月的市场调查，认为佛海的茶叶在西藏或东南亚各国销路畅达，佛海具备茶叶加工和出口的地理优势。范和钧的工作得到李拂一的鼎力相助，他们共同调查佛海茶业的状况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李拂一历年积累的西双版纳气象报告和对印、缅等地的考察笔记对范和钧的帮助很大。在李拂一的协助下，范和钧试制出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共1170市斤。随后，范和钧将这些茶样分寄香港及伦敦各处，探询市场的评价。同时，李拂一把佛海当地几大茶庄的子弟和自己的学生，介绍到筹备中的新茶厂当职员。这批吃苦耐劳的职员成为茶厂与当地少数民族交往的重要力量。

 

1940年9月，佛海实验茶厂正式批准成立。但新茶厂的原料收购却面临许多客观的困难和挑战。新茶厂成立之前，佛海已有二十多家私人茶庄以及白孟愚的南糯山实验茶厂。佛海各茶庄大都生产紧茶，使得佛海的茶叶原料处于抢购状态。范和钧意识到如果不把私人茶庄归于旗下，佛海实验茶厂很难购到原料。一方面，他通过李拂一与各大茶庄进行沟通与合作。另一方面，他把佛海的局面向缪嘉铭和郑鹤春作了汇报。不久，中央行政院发出通令，规定全国茶叶产、制、运销一概归中茶总公司办理，私茶不得私自出境。这样，佛海各茶庄立马投到佛海实验茶厂门下。

 

1940年10月，经茶厂牵头，佛海藏销紧茶联合运销处（简称联运）成立，李拂一任运输股长。联运成立后，佛海十几家私人茶庄纷纷加入，成为佛海实验茶厂的分厂和加工点。这些加入联运的中小茶庄，可向云南中茶公司申请低息贷款，将茶叶运到葛伦堡销售后，再与公司互分利润。同时，那些没有贷款的茶庄也可将自己的茶卖给联运。联运在缅甸景栋设有办事处和联络员，并在仰光、加尔各答等地设有理货点，李拂一负责沿途的总协调工作。1941～1942年，联运共运往葛伦堡紧茶一万多担，运往加尔各答绿茶78箱。同时，除了茶厂生产的红茶，联运还曾向易武“同昌号”订购了400担圆茶（七子饼茶），这些茶销往了缅甸、泰国、印度等地。

 

1942年6月，日本人攻入缅甸景栋，离佛海打洛仅有几十公里。云南中茶公司通知佛海实验茶厂停产，机器设备转移，人员撤退。1942年11月7日，范和钧率二十多名外地技术员工离开茶厂。范和钧走时，云南中茶公司任命李拂一为佛海实验茶厂主任，负责调动厂房、设备、枪支以及收购的紧茶。这时期，缅甸联运办事处撤回佛海，联运在缅甸未运走的两千多担紧茶或被炸毁，或被日本人没收。滞留缅甸的另外三千多担紧茶，李拂一决定疏散到各个茶庄，以降低日本飞机轰炸带来的经济损失。随后，李拂一当选云南省参议员、车里县县长，离开了佛海。佛海实验茶厂的留守工作交给刀国栋、周光泽两人负责。新中国成立后，佛海实验茶厂和南糯山实验茶厂合并为勐海茶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