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了。长沙市藩后街的一家茶楼，入夜七时许，寒意阵阵，三层小楼灯火是明亮的，可往昔那茶水升腾的热气与人声交谈的喧哗却没了，显得这个冬天有些儿太长……
做大湖南茶产业，到2020年实现千亿湘茶产业梦，其中300亿的“盘子”落在茶馆业之上。在湖南省，大大小小、零零散散的茶馆有20多万家，其中规模以上的茶馆有近两万家，仅规模茶馆的从业人员有近30万人，在2013年实现的销售收入达到150亿元。
然而，茶馆作为茶产业的终端行业，也是与消费者最接近的窗口产业，近期景气指数一滑再滑，落入寒冬。面对生存与发展的命题，人们不禁要问，将茶馆经营带向窘境的，只是因为市场大环境的变化吗？分散、零散、松散的茶馆行业怎样思变、求变？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窘境：签单单位锐减七成 茶馆勉力经营
阳光在秋日里私语，谢盟在一批批客人中周旋忙碌着，累得舒适。“到11月底，每个周末都得排单，客人慢慢回来了，我心里也踏实些。”在天心阁映山楼，与记者的交流屡屡被前来接洽事务的客户打断，谢老板有些歉意地解释着。
这家茶楼在1983年古城天心阁修缮报建时，就作为古城配置的茶馆进行建设和开发。当年建成后，嘉宾坐在茶楼喝茶，遥看对面麓山被杜鹃花映红，于是楼得“映山”一名至今。
2009年，公园改革，将茶楼由内部经营改为对外承包。“这个位置独一无二，环境好得没比，承包费用也还靠谱。当年想着，把它承包下来，招待客户，不求赚多少钱，能维持经营就好。当然，能赚到钱那是锦上添花。”谢盟虽没有茶馆经营的经验，对茶也不甚了解，但有自己的主业，便以玩儿的心态入了行。
明显感受到经营压力，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的。映山楼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吸引了周边的众多单位前来开展活动，是银行、医院、学校、税务等部门各个科处室搞活动的大本营，生意不愁。“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单位取消或者削减了活动费用，原来一年要来三次的，只会安排一次了，有的干脆一刀切，签单的单位流失率达到70%。”谢盟回忆说，她恰巧刚把主业放弃，准备全心扑在茶馆上，惨淡的行市如当头一棒，“生意最淡的一个月，营业所得只够开支成本的一半。要自己背钱来做茶馆，压力一下就山大了。”
经营艰难。众多茶馆经营者与谢盟有同样的感受。福建人林金笔预计：“从2012年开始，茶馆就出现经营下滑的势头，在今年底将进入更深的深寒。”他2007年开始在长沙经营南岩轩，发展到今天已有五家连锁店，从目前的经营状况来看，河西市政府附近的店受到的影响最大，他在考虑要不要停业关闭此店。
善卷茶馆的老板堵亮则在寻思着，可以增加哪些项目增加营收：“以前不少机关熟客中午来谈个事、吃个饭、喝个茶、打个牌，中午的营收基本上能将开支冲抵，现在喝茶的人少了，吃饭的人少了，打牌的也少了，而人力成本、场租成本都还增加了。”
析因：茶叶茶水消费“高上大”架空茶馆经营与普通市民疏离
什么是茶馆？大家比较认可的概念是，茶馆是以饮茶为中心的综合性活动场所。据湖南文史专家陈先枢撰述，长沙茶馆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清代。从清代到民初，长沙成为湖南茶叶转口贸易的主要城市和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当时长沙的茶馆业出现了“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品茶”的兴旺景象，有“江南茶馆”的美誉。
湖南省茶馆协会会长贺益娥介绍，今天长沙茶馆的兴盛不亚于当年，湖南省大大小小的茶馆茶楼估摸二十余万家。
“江南茶馆”成了一壶烧不开的“茶”，对于这种经营吃紧的局面，包括谢盟、林金笔在内的不少茶馆经营者，归结原因为“八项规定”“三公消费被禁”的政策气候引起的一场“重感冒”。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茶客李益均认为，茶馆消费总是不明不白，一般自掏腰包的消费者不敢进茶馆、不敢点茶水，是重要原因。他在今年7月份约三位朋友到白沙路品茗聊天，点了四杯茶，一泡茶，大约50克，就是168元。“随便就花了近千元还在其次，真说不出茶馆里的茶与自己平时喝的三四百元一斤的茶叶有何区别？感觉有点冤，又有多少普通消费者舍得这样去喝茶？”他反问。
对于消费者的观点，贺益娥转换成专业术语解析为：消费模式的改变将茶馆业带向寒冬。“从上个世纪90年代发展到现在，茶馆消费由过去不怕价格高、只怕没好茶的追高、追名的模式，随着茶文化的普及以及茶产品结构产业化程度的提高，回归到将茶作为日常基础生活之一的状态，这种大格局的变化与政策小气候相遇，让茶馆业得了病，还病得不轻。”
在林金笔看来，政策只是小气候，湘茶文化定位模糊，与普通市民疏离，导致茶馆行业对于小气候过于敏感，才是根子原因。他经营的南岩轩在福建有50多家，在湖南只有5家，两地市场“温度”的感受对比明显：“茶作为开门七件事中的一件，福建人把茶当作生活必需品，聊个天、谈个生意、串个门，都是先敬一杯茶，平均下来每人每个月要喝2到3斤茶叶。而湖南人把喝茶、品茶、买茶作为一件挣面子的事情，赶着往高上大去发展，政策环境有调整，公款消费部分减量之后，整个行业因为缺乏群众基础而面临不上不下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