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之日，我躲在有空调的小屋里，悠然地品读老先生的作品集。

    “顾景舟制壶以光货为主”是共识。看集子、看评论，除了那著名的“五把石瓢壶”之外，提壁壶、笑樱壶、西施壶--------没有壶铭、没有绘画、没有陶刻、没有泥绘的壶，赤裸裸的光壶成为他作品的主体。

    据扎实的资料说，顾景舟做出“提壁壶”后，高庄教授盛赞“美轮美奂”。可是顾景舟自己很不满意，因为壶的不少细节很不利于“茶人”的“好用”。于是，他对“美轮美奂”的提壁壶动了第一次大手术。在他看来，一把好壶，一要“利于茶”，紫砂壶为茶而生。二要“利于茶人”，茶壶为茶事而活，而有生命力。利于“茶人”，是要便于提拿、倒水、清洗------是要宜于把玩，是要宜于欣赏。

    一句话，顾景舟主导的作品，皆是以壶的“自身本体语言”，凭素心素面，而不是靠壶铭、图画、陶刻等附加的艺术元素，实现紫砂壶为茶、为茶人的好用、好玩、好看。

    在顾景舟前面有三座高峰：时大彬、邵大亨、陈曼生。把他们四位的大作放在一起，似可以看到顾景舟与时大彬、邵大亨接踵而行，都是以“壶自身的姿体”在跳舞，而陈曼生设计的壶、创作的壶铭，则是以壶为载体，用“文学的语言”在唱歌。

泡茶，寻求茶之原汁原味，并从中得到精神愉悦，是中国一切茶人的理性追求。

    茶壶，最好的茶壶是能践行“茶人理性追求”的佳品。为了这种追求，唐代的茶圣陆羽以为“煮茶好又耐用”的是“铁鍑”；到了宋代皇帝、宰相都不喜欢“铁鍑”，主张用金壶、银壶，而铁壶、瓷壶为民间使用；大文豪苏东坡也以为铜铁都不好，而喜爱“石头”雕成的壶；数百十年后的1440年左右朱元璋的儿子朱权，在用“泡茶新法”品茗中，用心探讨“哪种壶泡茶好”，从金壶、银壶等之中，推选“瓷壶”；又过一百余年的1597年，有明代陆羽之誉的许次抒总结大家的体验，在《茶疏》里写道精彩的瓷壶“极不堪用”，而“最土的紫砂陶壶”却是最宜于茶性-------

    历经数千年茶事的体验，从煎茶、煮茶到泡茶，从古代、近代到现代，中国茶人终以紫砂陶壶为“世间茶具称为首”。回头数千年的历史，茶人泡茶选中的“紫砂陶壶”基点有二：一是其“宜于茶性”的特质，二是其素心素面的形制和色彩，此二者可谓“为茶而生、为茶而活”。追求自然、向往本色，是道家的梦想。紫砂茶壶，宜于泡出茶的原汁原味，让人品味天地日月的精华；紫砂茶壶其形制、色彩，令人在茶事之中尽享的自然、本色，而其他似乎都是多余的，正是道家文化的情怀，也正是如此之道，深合文人的心灵，深得茶人的青睐。时大彬、邵大亨、顾景舟的主要作品都生动而深入地抒说着“追求自然、向往本色”的文化理想。

    中国毕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在洋溢着浓郁“道家情怀”的紫砂陶壶面前，儒家“天行健”的生机，“成教化”的夙愿，也不会让“深受茶人喜爱”的紫砂陶壶成为“道学的一统天下”，于是把紫砂陶壶作为载体，创作“起品一瓯茶，品读一卷书”的壶铭，走进了壶艺创作的视野。明代的陈用卿在壶身上开了壶铭和陶刻的先河，后有陈鸣远、陈文叙等承继之，到了清中期陈曼生则组织文人创作团队，创作了大量“文气芊芊”的壶铭，创造了一个历史的高峰。

    如果说紫砂陶壶“素心素面”反映了“道家情怀”，那么壶“装饰”的丰富，则体现了 “生活艺术化与寓教于乐”的儒家理想。有了基于“道家情怀”和“儒家理想”的紫砂陶壶，才会在品茗之中有“茶禅紫砂汇”（星云大师题词）的境界。

    然，紫砂陶壶深蕴的“道家情怀”毕竟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