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茶有着前世今生的不解之缘。他的先祖朱瑰，在唐末时受命领兵镇守作为产茶重镇的婺源县，后改任以茶税为主的岁赋征收之职，从此在婺源长期定居与繁衍生息。这一负责征收茶税的机构称作“茶院”，因此朱瑰也被其后裔尊为“婺源茶院朱氏一世祖”。朱熹父亲朱松是茶院朱氏第八世孙，虽然青年时即离开茶区婺源宦游闽北，但据说仍嗜茶成性，并教会了朱熹饮茶。朱松去逝前之所以将少年朱熹托孤武夷山的友人抚育，也许与武夷山同属著名茶乡有着某种因缘默契。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博古通今，既是位严谨慎独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位充满生活情趣的文人雅仕，琴棋书画诗酒茶无所不涉，并能加以融会贯通。朱熹到武夷山后，便对武夷茶情有独钟。他不仅品茶、论茶，还曾亲自参与种茶、制茶、煮茶、宴茶、斗茶、咏茶，乐在其中，并从武夷茶中领悟与获取了许多理学思想与文学灵感。

    据《朱文公全集》记载：朱子“年少时，曾戒酒，以茶修德。”。朱熹早年崇佛，常与五夫开普寺住持圆悟大师一起品茶论禅，体验茶禅一味，建立了深厚感情，成为忘年之交。朱熹后来又以茶悟道，以茶悟儒：“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天下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类》138条）。朱熹还常引茶入文，撰写有关茶的楹联，如在武夷山中的慧苑寺中有副“客至莫嫌茶当酒，山居偏与竹为邻”的联句，传说便出自朱熹之手。朱熹一生好茶，广结茶缘。他在任漳州知府时，曾在州府的百草亭园圃种植武夷茶，并撰写《劝农文》，极力推广茶叶的种植栽培。漳州、云霄一带此后一直是武夷茶的重要经营市场。朱熹在回祖籍扫墓时，也把武夷茶苗带到婺源，在祖居庭院植了十余株，还向家乡父老介绍过武夷茶的栽培和焙烤的方法。朱熹用过许多字号笔名，一如李白好酒而自号“酒仙”，朱熹由于好茶，在晚年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便是“茶仙”。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个笔名。据《古田县志·人物志·寓贤》记载，朱熹晚年虽受“庆元党禁”牵连，但仍有大量的友人请他题匾赋诗。为不累及友人，又不忍拒绝，于是取“茶仙”为笔名落款。古田县蓝田书院附近有口水池，水池石壁上有朱熹亲书的“引月”二字，其落款即为“茶仙”。（人们出于对朱熹的崇敬，后来将 “天池引月”列为“蓝田八景”之一。）这既说明朱熹的为    人文章道德的高标，亦证明朱熹自生至死始终与茶不舍不弃、生死相系。

    朱熹作为理学大师，性法中庸，好茶而有度，不奢侈糜费。他认为茶不重虚华，有中和清俭之德，因之而好；人们不应将茶仅作为满足口腹之欲的佳饮，而应作为学习的榜样，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道，以茶穷理，以茶交友。他赋予了茶以广博的儒家文化特征，极大地丰富了武夷山茶文化的蕴涵。朱熹对茶文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理学上，其所作的茶诗，也是武夷山茶文化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古诗家多茶客，茶客少有留诗名。朱熹与茶的关系，相关文献记录中最多并且最脍炙人口的却是他吟哦的茶诗。如“仙翁遗灶石，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茶灶》）；“茗饮瀹甘寒，抖擞神气增。顿觉尘虑空，豁然悦心目。”（《咏茶》）；“携篓北岭西，采撷供茗饮。一啜夜窗寒，跏趺谢衾枕。”（《茶阪》）等，便十分脍炙人口。朱熹由于在理学上的光芒过于炫目，使其包括茶诗在内的文学贡献月明星淡。然而，朱熹的茶诗，在武夷山的茶文化星空中，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恒星。它们极大地丰富与光大了武夷茶文化内涵和外延，在武夷山辉煌的茶文化历史中拥有崇高的地位，并且持续推进着武夷山茶文化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