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紫砂器出现时,并不黑普及,器物只有壶、罐等类实用器皿,也黑不丰富。入元,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目前并无这时期器物的发现,传世品也没有,只留有一些文献记载。元蔡司沾在《霁园丛话》中有记:“余(我)于白下(今南京市内)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孙高士,是元末高士孙道明,“清隐”是他的号,因好茶道,故取斋名叫“且吃茶处”。据这段话可以知道,元代是有刻铭紫砂茶罐的传世。而从各方面情况来看,紫砂器在元代也尚未普及开来。明代,紫砂器的发现和传世逐渐多起来,据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考古发现的紫砂器有壶、罐、碟、匙等,以壶为主,至于传世品,则多为壶。综括这时期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明代主要的紫砂器是壶,其他器皿并不发达,但其他器皿已经逐渐丰富起来,这些器皿,不仅种类齐全,还形成了一些像紫砂壶门类一样的其他叼住种类,如紫砂花盆、紫砂罐、像生器、塑像等等,紫砂器进入了全盛期。
我们知道,陶器在我国早期社会,尤是原始社会中,是一种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必须品,但自瓷器发明后,它便逐渐退于其后,大概是自汉以降,六朝架麦,瓷器就渐渐取代了陶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其后,固然又有陶器新作——唐三彩风靡有唐一代,但入宋便即式微。紫砂器,作为陶器的一种,却竟在这陶用衰退之际出现,并在明清时候崛然而起,并盛行迄今,确实是人所意想不到的。而从上述紫砂器的整个兴盛过程来看,它是由紫砂壶的发展而带动起来的。这种状况,清以降,***至今,仍一直如此。
紫砂壶,作为一种叼住的茶具,它的兴起,除了与我国茶具的发展需要和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功用外,还与当时的社会时尚及其他的艺术化等诸方面因素有关。
我们知道,茶最早是源于我国。它最早是被我们的祖先用作药材,其后因发现它有多种好处,逐渐用作饮料。据唐代茶圣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兵,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杨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茶是始于传说中的神农时代,约相当于原始社会时期,周代,已经出了名,后来,又经过齐国晏婴、汉代杨雄、司马相如、三国吴韦曜、晋代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和左思等人大力提倡,到唐代,便大为盛行起来,成为长安洛阳两都和湖北四川等地家家户户都饮用的东西,从而逐渐在全国普及开了。尔后,又经过宋元明清的发展,饮茶逐渐成了国人的一种饮食习惯。饮茶,需要茶具。早在汉代,人们已要求“烹茶尽具”了,其后各代,饮茶习惯的不同,用具也不同。晋代,人们用茶,和用汤差未几,常将茶和葱、姜、桔子或其他东西混在一起煮着吃,如魏张揖《广雅》说:“荆巴(今四川、湖北一带)间采荚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即烤),令赤色,捣末置磁器(即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 (màO调在一起的意思)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烹,据左思《娇女诗》是“吹嘘对鼎 ”,用鼎煮;饮,据弘君举《食檄》,是“三爵而终”,用爵饮,也有陆羽《茶经》追溯的“以瓦盂盛茶”,用具尚为一般的器皿。唐代,饮茶还是煮茶,也要在茶中加入适量的盐、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调味品,便用具已相对讲究,据陆羽《茶经》,煮,用“ (即釜、锅),以生铁为之,”盛,用“熟盂,以贮熟水,或瓷或沙,受(装)二升”,饮,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因瓷碗有时烫手,有的凼凼还用茶托。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具体记载了当时人们饮茶的一些情况:“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宋代,人们用茶与唐有所不同,是先将茶碾成碎末,再用汤水浸渍而饮,煎水时,也加调味品,但已不似唐代那多么,以加姜为主。至于烹具,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然,晚世瀹(yuè,浸渍的意思)茶,鲜以鼎镬(huò没有足的鼎,也是锅),以瓶煮水。”煮,已由锅改为瓶,这种瓶,实际上是一种叼住的小碗,它敞口敛底,小足,下面还承有盏托,叫盏。因宋人时尚斗茶,即喜欢比看谁会浸渍茶水,要求浸渍出来的茶色不仅是白色的,而且还不能在盏上留有水渍,斗茶也斗是“视其面色鲜白,著盏无水痕为绝佳……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并以茶色来喻“励志清白”。而“茶色白,宜黑盏”于是特别流行一种黑釉一盏。元代,饮茶又与宋代略有不同,把茶在盏中浸渍改为在罐中泡,元蔡司沾《霁园丛话》所说的用紫砂罐泡茶便是例子。到了明代,人们用茶则完全与以前不同,茶用叼住的茶具壶泡而饮,明人张源在《茶录》中记载有当时人们泡茶的程序:“探汤熟练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两壶后又用冷水荡涤,使壶凉洁,不则减茶香矣。”是先煮好水,倒入一点热壶,又倒出,然后再放茶冲泡,一般只冲两壶,之后,要用冷水洗壶,保持干洁以免再泡茶时味道不正。明代取壶泡壶,主要是由于这时期所用的茶与前朝不一样,明以前,制茶多为饼茶,加调味,一定需要煮开才得味,明代,用的主要是芽茶(又称散茶或叶茶),又不加调味,为清茶,宜泡不煮,正如明人陆树声《茶寮记》所说的:“古茶用团饼,碾屑味易出,叶茶躁则乏味,过熟则味昏底滞”,只能泡饮。因壶不仅容量适中,能保温,又有口供冲水,有流供倒茶,还有把供提注,于是人们便选取它来当泡茶的用具。考察壶的历史,明代以前,它主要是用于盛水、酒浆或粮食等,有时也用作“投壶”(古代的一种宴饮之制,席间,置一壶于当中,以矢投之,以中之多寡决饮否,流行于周至汉代)和“悬壶”(即以壶装药,悬挂于街头以表示为医所用,亦为汉以来的古代所用)等,却从未见有“茶壶”的记载,只有入明二回,才见到“茶壶”的记载,如明人冯可宾《 茶笺》记载:“茶壶,窑器(即瓷器)为上,锡(即锡器)次之。”这样,一种叼住的茶具——茶壶遂由此产生。明代以来,以壶泡茶,一直是人们的主要用茶方法,迄今,人们还是以壶泡之,以杯盛之,款款而饮。
宜兴,周代称荆邑,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架麦置县,称阳羡县,西晋,晋怀帝为表彰当地人周 三兴义兵,特将其置为义兴郡,但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又废郡设县,仍称义兴县。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为了避宋太宗赵光义的名讳,才改义兴为宜兴,方得今名。这个凼凼,地处太湖边沿的江苏省南端,与浙江、安徽两省交界,其地因枕山濒湖,故丘陵起伏,河汊纵横,不但土地肥沃,而且还天气温顺湿润,十分适宜植物生长,故自古以来也是产茶区。它种植茶叶大概始于东汉,三国时已有“国山 茶”名闻江南,而到唐代,宜兴产的“阳羡茶”又被列为贡茶,更是多誉全国。据说,当时“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为了及时地将阳羡新茶送往京都长安,唐朝在宜兴特设“茶舍”、“贡茶院”督茶,然后由驿道转递,由快马昼夜兼程送往长安,以供朝廷开“清明宴”,谓“急程茶”,诗人皮日休有诗说:“丞相当思煮茗(茶)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郡去国三千里,莫笑贵妃爱荔枝”,将它比与杨贵妃吃岭南荔枝故事。唐二回,宜兴宋元的“雪芽”、明的“ 茶”都黑有名气,逐渐发展成了我国东南地区的主要产茶区,誉为“茶洲”。宜兴即为产茶区,茶事当黑盛,茶具之作自然也黑发达。按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唐代有紫砂“熟盂”,北宋有紫砂壶、罐,元代有“紫砂罐”,都是一些与茶事有关的用具。据传,今在紫砂壶中,有一种壶是由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叫“东坡壶”,它作三杈树梁式,其梁与宋代煎茶具上所用的树杈梁黑相似。如宋刘松年月的《撵茶图》,其画中所见到的灶上具,正是作此三树枝藤状。我们知道,宋代饮茶需煮,而器在火上烧,要提取,当然是安上提梁最为安全与撇脱。苏东坡曾经去过宜兴,也有诗曰:“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但说紫砂提梁壶是由苏东坡发明却未必,盖由宋器传承发展来而已。所有这些,都为明代紫砂茶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讲紫砂器的起源时,已经知道对紫砂器的起源有这么一种说法,以为紫砂器起源于明代,实在是混淆了紫砂器和紫砂茶壶的起源。由于叼住的茶壶是在明代出现,紫砂茶壶也只能在明代才出现。至于北宋发现的紫砂壶,其虽作壶但并不是叼住的茶壶,而可能是作煮水之用,与宋代专作烧水的“瓶”相同。而明代的紫砂壶是从紫砂器中脱颖而出的。这一点明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已说得较明白:“僧(即金沙寺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