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取法于自然是其基本规律，自然界的花鸟虫鱼、山石树木、瓜果菜蔬无一不成为艺术家的创作素材。历代紫砂艺人在继承前代其他行业匠人对自然的借鉴基础上，采用各种雕塑手段创造性地把多姿多彩的自然物象，或融入小小的紫砂壶造型之中，或艺术地加工设计成壶型，巧夺天工，精美绝伦。这样的作品展现出一种雍容富丽的审美境界。

   谈到紫砂花货，就不能不提到陈鸣远。他是我们无法绕开的高峰，当之无愧的花货鼻祖。他的独特就在于对自然物象的创造性表现。在他的一双巧手之下，梅桩、松段、蚕桑、莲花、干柴……无一例外地被提炼成型并赋予生命，甚至小到水盂、花生之类器物一经他的“点化”都惟妙惟肖，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他对自然物象的描摹尤其注重细部的刻画，比如：蚕宝壶上多条蠕动着的蚕虫，或在桑叶之下或于桑叶之间，有的覆有的仰，甚至蚕虫啮食桑叶的残痕都清晰可见，达到了几可乱真的地步！其他如松段上的不规则年轮，松枝松针的斑纹与线条，或大或小的树瘿；还有梅桩上的树皮与缠枝，栩栩如生的梅花等等都让人拍案叫绝。但千万不要认为陈鸣远的花货装饰就是不厌其多地烦琐堆砌，如果那样的话，他的作品带给欣赏者的将不是繁复细腻之美，而是拖沓、纷乱与庞杂。他的高明之处即在于能在繁复中见规整，丰富中有条理。思考一下，为什么陈鸣远能创作出大量的精妙繁复的花货作品呢？这当然与紫砂壶的发展趋势，他本人的高超技艺、艺术感悟有关。但考察一下他所处的时代——康熙盛世的工艺品整体风貌就能看出，他的创作与当时富丽堂皇的宫廷器物风格是一致的，而皇家宫廷器物的风格往往影响着时代的审美取向。因而，我想陈鸣远风格的产生是时代的审美倾向使然，就像当代壶艺家在西方艺术审美的影响下进行现代陶艺的探索一样。

   当代的花货大家当首推蒋蓉了。蒋大师的作品除了具有陈鸣远对自然物象的艺术提炼之美外，最显著的特征是色彩的运用更为丰富。可能是受传统观念“形变色不变”的影响，陈鸣远的壶形虽然千变万化、神鬼莫测，但色彩的变化并不明显。他似乎更为重视物的质感而不是色泽。蒋蓉就不同了，她充分利用紫泥、绿泥、红泥的调配所产生的绚丽多彩的色调，着力表现物象的色彩之美，看上去她的壶更拥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象。这种美在她的牡丹壶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然，在看到紫砂壶绚烂华丽繁复之美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艺人在创作时过于追求形式上的美艳而有悖于紫砂壶传统的审美精神，使壶体显得繁缛且俗气。比如康熙年间的大量珐琅彩花卉壶，外表均以珐琅彩花卉装饰，花纹艳丽缤纷，显得金碧辉煌。清朝还有不少紫砂壶外体施釉，且釉色以黄、蓝、红为主，简直有彩绘的味道。虽然这类壶多数为皇室贵族专制，但毕竟已失去紫砂壶的本色面目。且不说珐琅彩和釉子会怎样地影响到紫砂壶的透气性，单看这种过于繁杂的装饰就显得“俗不可耐”。还见到有在壶身上披金戴银、缀珠嵌玉的，总让人觉得像是把一位山中高士硬生生地打扮成“恶俗”的乡绅。花货作品还经常会犯另一个毛病，就是只追求物的形似而缺少生活的趣味，表现出一种纯自然主义的倾向，使壶体呆板而无灵气。艺术的规律是“源于自然而高于自然”，也就是说花货作品并不是对外物的照搬，而是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加以提炼，用最艺术的手法表现物的神韵。它表现出的最佳状态是形神兼备，富有情趣，就像齐白石画的白菜、虾米一样生气盎然，气韵充盈。这样的情趣有时是靠壶上小动物的装饰点缀而产生的，比如：陈鸣远束柴三友壶上的松鼠，蒋蓉牡丹壶上的蝴蝶，莲花壶上的青蛙，这些小动物顿时使壶在整体上充满了活泼的生气。反之，有些作品虽然形象逼真，制作精细，却趣味索然、僵硬乏味。

   说完了“繁”，最后说说“简”。中国的传统审美是崇尚简约、玄淡的，像六朝人的四六骈文、诗中的对句、讲究华丽色彩的雕饰，固然是一种美，但向来不被认为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自然、朴素的美才是最高的境界。明式家具的简洁刚劲历来就比繁复富丽的清式家具更受到中国人的垂青。我个人也偏向于喜欢简洁传神的紫砂光货。这些作品没有复杂的层次，没有艳丽的色彩，突出的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它们往往采用简洁明晰的线条、方圆展示质朴本色。有的款式使人一望便觉书卷气扑面而来，这种强烈的文化内涵最得我心。我也觉得这种壶型是与茶性最为相宜的，因而，我用它们饮茶时常常会感到陈曼生式的快乐：“梅雪枝头活水煎，山中人兮仙乎仙”。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在评价人的仪表修养，当然这话用来说明紫砂壶外在的繁复装饰与其质朴本色的关系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