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对于顾景舟来说，是个值得记叙的年份。这一年，有个名叫郎玉书的古董商人，从上海来宜兴蜀山聘请中意的壶手。一个名叫顾景舟的年轻人引起他的重视。他是个做事决断的人，很快就找到了顾景舟，郑重聘请他去上海“郎氏艺苑”参加制陶工作。月薪60元大洋。

对于顾景舟和家人来说，这不啻是个从天而降的喜讯。按当时的物价，面粉才几分钱一斤，猪肉也只1角几分钱一斤。一个银行职员的月薪10元大洋，可养活一家6口人加一个保姆。60元大洋的月薪，是一份非常高的收入了。

况且，是去上海。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顾景舟来说，那是梦一般的地方……

到了朗氏艺苑，顾景舟才知道，这里的“制陶工作”，原来是做仿古的枪手。对此，他并不是一点没有心理准备。郎老板出60元大洋月薪，总是要物有所值吧。之前，坊间常常传说，某某壶手，被谁请去做枪手，一做就是几年。紫砂艺人，心是自己的，手往往是别人的。仿古的帷幕虽然还没有打开，但他内心早已被新奇和忐忑所占满。然而，在他之后的一生中，“朗氏艺苑”是一个永久加密的限制词。几乎对任何人，他都讳莫如深。

 

纵观顾景舟的人生脉络，上海仿古的经历非常重要。广博的识见和精湛的壶艺，都从这里汇聚、出发。如何解读他的从未公开的仿古生涯，是任何一个传记作家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只能从零碎的后人记忆里，想象、推理而不是杜撰当时的种种可能。

首先，朗氏艺苑的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其时抗战爆发已近三个年头，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日租界”。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即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由此，日本兵不能进入租界的那一带，但他们可以派兵在租界门口站岗。

 

“朗氏艺苑”就蜷缩在公共租界的某一条弄堂里。许多年后，顾景舟带徒弟潘持平受邀去北京故宫鉴定紫砂器，其中见到一件“天鹅樽”，印款是陈鸣远--清代杰出的紫砂艺人，紫砂花器的首创者。顾景舟见到这件作品，情不自禁地“哎呀”了一声。潘持平在一旁，觉得顾景舟的表情，颇像见到了一个失散了多年的孩子。顾景舟告诉他，当时他在“朗氏艺苑”谋生，必须从公共租界进出，把守在租界门口的日本兵盘查很严。有一次，他把刚做好的天鹅樽素坯放在一只篮子里，在租界门口，被检查的日本兵碰坏了底座。当时天气炎热，泥坯干燥，虽然后来经过修补，但烧成后还是看出一点细微的补痕。这件作品底款是陈鸣远，但在天鹅樽的里端，却镌着一个细微的不易被人察觉的“景”字。这是顾景舟当年仿古时的特定印记。他进一步阐述，当时所仿器型，全由老板拍板，打印章，也是老板的事，他无权过问。这是顾景舟在特定环境下，难得泄露的“天机”之一。

 

“天鹅樽”的故事，道出了顾景舟当年仿古的环境。时隔16年后，在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高庄先生的交谈中，顾景舟曾以心情复杂的语气，透露了一点在“朗氏艺苑”的情况。当时在场的，除了高庄教授，还有顾景舟的徒弟李昌鸿。他回忆说：

“讲到当年在'朗氏艺苑'仿古时，师傅是有顾虑的，他说，当时也是为了生活。做枪手很郁闷的，和外界完全隔绝。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干活，吃饭时，饭菜由墙上的一个小木窗里递进来。当然，饭菜比家里要强多了，每顿会有几块红烧肉，有时会有带鱼之类。做什么，不做什么，全由老板说了算。有时，老板会拿来一把老壶，让我仿制，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但我仿制的茶壶，并不比原作差，有的，肯定超过了原作。有时，做到一件满意的作品，却不能打自己的印章，就在壶的里面，做一个小小的印记。”

 

关于仿古生涯，这大概是顾景舟对外人讲得最多的一次。

从顾景舟这番有限的表述中，我们还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他当年所仿之壶，一是有老板提供实样，如此，顾景舟就有机会亲近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陈曼生等历代高手的真品，这对于他来说，不仅大开了眼界，而且得以零距离地感受先辈前贤们的精神状态，并与之交流、碰撞。在艺术的追求上，无疑会有新的皈依，对其壶艺的精进，自不必言。

其二，“朗氏艺苑”当时聘用了一批壶手在仿古，但他们每个人的作坊是分开的，郎老板不让他们之间有接触。即使看到一些东西，也只能装着视而不见，所以顾景舟“郁闷”是难免的。但数十年后，在提到当年仿古生涯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去上海仿古的名手里，手艺最高的，当数陈光明。

 

其三，并不是所有的仿壶都有实样可依，“有时，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这其实是向顾景舟们提出挑战，就一张照片，你能不能仿？一个艺人除了临摹，还有多少创造能力，这时就显现出来了。顾景舟交出的考卷，应该是合格的，有时他觉得，自己做出的壶，完全超过了原作，但心里的一份成就感无处安放，因为壶底不能打他的印章，打谁的印章，他又不知道，就像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要跟自己离别，自此天各一方，再无会期。即便将来见到，说这把壶是顾某人所制，谁会相信呢？大概从这时起，顾景舟就开始采用不同的印章和印记，来管理自己的作品。说实话，在壶的里端做印记，是有风险的。郎玉书何等人？一把壶坯到他手上，必得仔细检查。如果哪个壶手在壶里做了手脚让他发现，那意味着什么？所以，顾景舟在壶里留下的印记，几乎堪称绝活。后来，有人称此为“暗款”。

 

据考，顾景舟当时仿古的参考资料，还有《故宫月刊》和日本人奥兰田所著的《茗壶图录》。前者，1929年创刊，是当时极为难得的一份刊登钟鼎彝器和其它奇异珍宝的杂志；后者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其中收录了32幅各个时代紫砂名壶的线描图画和印章拓本。

顾景舟在“朗氏艺苑”仿制的紫砂古器到底有哪些？这是一个颇为不易解答的问题。时隔多年之后，当一些被历史封存的“老壶”，如陈鸣远款“鸡首壶”、“小四方壶”，时大彬款“高僧帽壶”，邵大亨款“仿鼓壶”等重见天日时，仿佛灵性呼唤，壶器深处的“暗款”，最终会帮它们找到昔日的主人，此是后话。

 

这段时间顾景舟在上海过得好吗？应该是不错的。稳定的高薪给了他安逸的心态。他自刻了一枚印章：武陵逸人。你可以说他自比陶渊明。文人大抵都这样，善于从混沌里滤出清醇。如此，这枚印章还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虽然周遭有许多俗气的嘈杂，但骨子里，他还是个“士”，一方面他觉得仿古几近造假，当为士大夫所不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种矛盾的自我逃避的心态，反正造假是老板的事，顾某人精心于艺、无愧于壶，栖身他人屋檐，开眼界，练壶功，且为稻粱谋，如此而已。

顾景舟的上海记忆，于他之后的一生，其实异常珍贵。后来，他曾经向晚辈流露，逛旧书店，是他在上海最快乐的时光。与纯粹的“士”不同的是，除了古典文学名著，他特别注重一些实用的技术工具书，在他心里，技术和文化，地位是相当的。旧时，文人的出路除了做官，就是教书。一旦脱离了这些，便寸步难行。顾景舟不一样，他的手艺一直是接地气的。他的自信，多半来源于此。

 

一本《英汉辞典》让他爱不释手，这部厚厚的工具书，向他打开了一扇敞亮的窗子。因为，在公共租界，外国人很多，如果不懂一点英文，你就无法跟周围的人交流。好在，他少年时在东坡小学学过英语，有些底子。此外，这段时期他还买了不少硅酸盐方面的书。顾景舟爱接受新鲜事物，他觉得，如果自己一辈子搞紫砂，那么最好能懂一点陶瓷理论，譬如，模具、陶土、釉水方面的知识。他内心或许还有更实际的想法，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纷年的战乱，让他看不到尽头。“朗氏艺苑”到底能支撑多久，他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总不会在这里干一辈子吧。他读的书非常驳杂，从《陶庵梦忆》到《曾国藩家书》，以及《天工开物》、《三希堂法帖》之类。手也勤快，每读一本书，必有心得笔记。记忆力也是出奇的好，许多年后，他还能记得哪段话是哪本书里的，大概在第几页。

据顾景舟孙女顾心瑜回忆，当时顾景舟在上海还养过一条狗。

那是一条黑色弃犬，瘦，丑，脏。它的主人，是一位体态臃肿的法籍女士。她为什么要遗弃它，在顾景舟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他有怜悯之心，给它吃的，还给它洗澡，后来，它就怎么也不肯离开它的新主人了。顾景舟刚学了点英语，就给这条黑狗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勃拉克，是英文黑色的谐音。

 

为了好好养这条狗，顾景舟跑遍了租界附近的所有书店，终于买到一本如何养狗的书。在他看来，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有它自身的学问。他是认真的，简直把狗当成自己的孩子。勃拉克很听话，有吃有喝的日子，它很快变得膘肥体壮，一身纯黑闪亮的皮毛，颇有贵族派头。勃拉克的出现，似乎照见了他先前内心深处的孤独。平淡的生活，立即丰富了许多。黄昏，他牵着狗，在灯火阑珊的马路上溜达，是多么恬淡的一景。

但好景不长，有一天，勃拉克突然失踪了，顾景舟找遍附近的马路弄堂，未见其踪影。失落的心情一直伴随着他，让他知道，纵然是一条狗，也是温暖己身的一份欣慰。

 

过了些日子，一天夜里，他从一家灯火昏黄的旧书店里出来，突然看到马路对面一个黑影朝他扑来，一看，竟然是勃拉克。它呜呜地叫着，似在向主人述说离别的苦难。可怜的勃拉克，浑身的皮毛竟然被剪得光秃秃的，连狗头上的毛，也快被剪光了。显然，偷狗的毛贼怕它的主人发现，才做出如此下作的举动。为了庆祝劫后的重逢，顾景舟买了许多食物，把勃拉克带回家，给它洗澡，让它美美地饱餐了一顿。人生之无常，似可从一条狗的身上看到侧影。而诀别，并不一定出现在路的尽头。上海的马路太多，天天人山人海。他要上班，不能整天跟勃拉克在一起。每当他进入“朗氏艺苑”的大门，勃拉克就在门口深情地向他摇着尾巴。然后，门卫会驱赶它离开。他有预感，勃拉克还会离他而去。于是，他把每一天当做是与勃拉克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他待勃拉克好，何尝不是待自己好呢，因为，在上海，他的朋友太少，而勃拉克的忠诚，让他感到人生的暖意。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勃拉克又失踪了，顾景舟知道，他与勃拉克，这一次可能是永诀了。他心里有深深的痛楚，不单是为勃拉克，而是因了这个愈来愈纷乱的世界。

朗氏艺苑的运转似有些每况愈下。日本人统治下的“孤岛”，市面萧条，古董生意愈益艰难，兵荒马乱的年月，似乎还是沉甸甸的黄金可靠些。

正如顾景舟所预料的那样，他的名字最终还是出现在“朗氏艺苑”遣散回乡的人员名单上。

 

尽管顾景舟有心理准备，但离开上海，心情失落还是难免的。返乡前，他去了一趟“铁画轩”，早先，该店坐落在城隍庙九狮亭畔，抗战爆发后，生意一度冷落，便迁移至法租界贝勒河的石库门附近。戴国宝先生虽然早已去世，其夫人杨德宜秉承夫业，一直在支撑局面。戴家公子戴相民，比顾景舟差不多小了十岁，其时还是个学生。但他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戴夫人深知世道艰辛，理解顾景舟此时的心情，宽慰他说，铁画轩一直在期待他的作品，回去以后好好做壶，一样会有出路的。

顾景舟内心的声音却是：“上海，我还会回来的！”

顾景舟返乡的行囊里，又新添了意大利人马丁所著的《造型理论》，日本人坂本太郎所著的《图案基础》等书。

 

如果把他这次返乡看做是短暂的小憩，未免说得太轻巧了点，但顾景舟确实把心留在了上海。回到上袁村，他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在家看书，偶尔抟壶，换换脑筋。仿佛一名随时准备应考的士子。

一日，乡公所的一名小吏来上门，向顾景舟“报告”了一个“喜讯”，据说，按照“量才录用”的原则，乡里推举见多识广的顾景舟为本地的“保长”。

 

根据宜兴县志记载，自民国23年起，宜兴实行“保甲制”，全县设8区25镇123乡、1202保。12497甲。每1甲10户，每10甲1保。抗战期间，伪政权沿用保甲制，大凡担任保长的人，背地里则被老百姓称为“伪保长”。

对此，顾景舟嗤之以鼻。他明确告诉来人，顾某人一介草民，靠手艺生活，从不问时政。这顶官帽，让别人戴去吧！

可是，据说乡公所的名册上，保长的名字还是顾景舟。尽管顾景舟从来不曾知道，乡公所的大门开在哪里。

 

此后不久的1942年早春，顾景舟终又获得一次赴沪就职的机会。

上海标准陶瓷公司，是顾景舟上海生涯的第二站。进入这家公司，顾景舟经历了严格的考试，先前他自学的硅酸盐知识，和背得滚瓜烂熟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在这里一齐派上了用场。公司只录取三人，但入围的人数却有七八个人。考试的最后一道题目，是谁也想不到的。主考人请他和其余几位入围的考生，在附近的小吃店吃了一碗馄饨。吃毕，主考人漫不经心地问，今天我们吃的这一碗馄饨，总共有几只啊？大家面面相觑。一个考生支支吾吾地说，好像是十只吧。顾景舟不慌不忙地回答，一共十二只。主考人对顾景舟微笑着说，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月薪100元大洋。岗位是雕塑制模室技师。消息传到上袁，引发全村轰动。当时，一个在县城谋事的银行职员，月薪不过十元大洋，按当时物价，可让一户六口之家过得衣食无忧。一百大洋，那是什么概念！不光懂工艺，还得懂科学，方为技师。那个年少即有书房的顾家老大，看似文弱，却满腹诗书，实际是个大力士。他把最高的壶价都比下去了。知识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它就在人的脑子里，秤不出重量，却那么值钱。在这个古老壶村，纯朴的壶手们钦羡之余，对此百思不得其解。

 

顾景舟在上海标准陶瓷公司开始了新的工作。他的生活单纯而忙碌。在众多陌生的同事里，他偶然遇到一位女同乡，此人便是蒋燕亭的侄女，紫砂艺人蒋蓉。之前她跟随伯父在上海，干的也是仿古行当。在标准陶瓷公司，她的职位是工艺辅导员。月薪60大洋，年龄才不过二十出头。在同类人中，也属相当的高薪了。半个多世纪后，她在接受自己的传记采访时，回忆这段经历，讲到了顾景舟当时的情景：

 

“一般的工人都觉得他清高。平时话不多，但一旦要说起来，却又头头是道。技术上的事，他很懂行。只要你去请教，他一定会教你。但他有些孤傲，平常不跟什么人交往，厂里年轻人多，经常有自发的业余文娱活动，他基本上是不参加的。他对政治也比较疏远，很多年轻人上街参加抗战游行、演活报剧，却从来没有见他参加过。总感觉他独来独往的，有空就捧着本书看，感觉像个老先生。”

 

按照蒋蓉的记叙，顾景舟与周边的人群是疏离的。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会不随波逐流。

首先，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顾景舟在“朗氏艺苑”曾刻下一枚“武陵逸人”的图章，到了标准陶瓷公司，生活安定下来，他把这枚图章磨掉，重新刻了一枚图章：“曼晞陶艺”。

 

“曼晞”，即曼妙之曙光，也可以直译为早晨的太阳。在顾景舟这里，“陶艺”是艺术，而不仅仅是民间手艺。这时候的顾景舟，对自己的定位已经非常清晰。他这辈子，就是要在陶艺上搞出点名堂来。而对于紫砂来说，上海这座东方都市，是一个太重要的舞台。海派文化的兴盛，让紫砂在其中左右逢源。再怎么战乱，人们还是要交往；茶叙，茶话，茶礼，大抵离不开茶壶。紫砂茶具，依然是许多爱茶人的案头宝爱，其文玩、鉴赏功能，从未消解。现在他有时间，有精力，打算好好研究，从化学分子的角度，解读紫砂矿土的结构、成分、陈腐后的变化，以及如何选矿、原料制备、技艺加工、成品烧成等每一个环节。可以推想，功课的扎实不仅以时间为代价，更有心无旁骛的全身投入。从家乡带来的紫砂泥，在许多个薄雾笼罩的清晨与傍晚，由心传手，由手会心，孤诣与深心融合着，渐渐获得生命。

 

新近做下的壶，有《三线鼎足提梁壶》、《洋桶壶》等，能在嘈杂的空间沉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并非只是自娱的境界。

此时他已然认定，他之所作，早已不是茶坊酒肆里，用作饮茶的民间杂器，亦有别于那种“一朝选在君王侧”的雕琢造作以媚权的官窑器，而是发轫于明初江南士大夫中的文人茶器。紫砂泥在他手里，应该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这团泥，不仅用来糊口活命，更可以化作表达性情、体现才情、与人温情的饮茶灵器。以其毕生投入，皓首穷经，无悔是当然，信心更是满满。

 

他看到路的那一头，虽然遥远，却有一些清晰的身影。时大彬、陈鸣远、陈曼生，更有一位邵大亨。这些故人，有文化的，不会做壶；会做壶的，少点文化。到他手里，文化与手艺，兼而有之。一个文人紫砂器的脉络，曲水流觞，一直连接到他心上。他将来的茶壶，完全可以与书画、雕塑、金石之翘楚，放在一起媲美。

 

不知不觉，上海还改变着顾景舟从宜兴乡下带来的生活习惯。譬如每天热水泡脚，譬如穿衣。过去，他长穿乡下所织土布衣衫，到了上海，知道了棉毛衫的好处。他是爱刨根问底的人，知道棉毛衫的“家族”里，60支是最好的，40支、24支的棉毛衫，穿着便不那么舒服。60支棉毛衫的精致、软绵、舒适，让他感到一种力量的感召。生活上他一贯信奉朴素。但从此，棉毛衫要穿好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上海这段时间里，顾景舟的审美意向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追求。他认为人生之美，在于一个“素”字。安之若素，望之若素，淡之若素，都是艺术上的难得之态。紫砂壶是沉默的，但精湛的工艺可以让它具有古琴般的韵律，绕梁三日。这个时候他重做洋桶壶，感觉可以取天地之气，得寰宇之音，可以化为人生的一种境界。

 

然而，好景总是不长的。他在上海标准陶瓷公司的安逸生活，并没有超过一年。场面上的原因是，老板贩卖日货，遭员工抵制而引发内乱；实际是，此人已然投靠汪伪，即将外放他省为官。任何一个动荡时代，有人变节譬如阴天落雨，种种无常，总是难以预料。顾景舟默然，收拾行李。他对上海的深情，无法以言语表达，但上海总是不给他一块可以持久生存的立锥之地。这，就是命运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