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阮葵生所著笔记小说《茶余客话》载：“近时宜兴砂壶覆加饶州之鎏，光彩照人，却失本来面目。”可知当时人们已觉此种彩釉装饰之弊端，即失去紫砂壶质朴清雅的审美特征，且紫砂胎上的彩釉常产生气泡孔及棕眼，更堵塞了紫砂泥特有的双气孔，失去透气性，使其在实用上丧失特色。故而，嘉庆、道光之际，此类装饰即已式微，偶有出现也属点缀性装饰，奢华不在。其后，杨彭年和陈曼生横空出世，他们所创制的紫砂茗壶成为引领风尚的杰作。《耕砚田笔记》有云：“彭年兼善刻竹，刻锡亦佳。”

 

　　杨彭年传世名品，多为“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设计或刻铭，源于修补破损紫砂壶或因锡器较软易于刻绘而兴起的包锡手法的发扬光大是在清中期的朱石梅手上。《画林新咏》记载：“朱石梅仿古以精锡制茗壶，刻字画其上，花卉、人物，皆可奏刀，人以之比曼生砂壶。”他所制锡包紫砂壶的把、嘴、钮多为镶玉制成，壶把也偶用硬木为之，并常在壶体上题刻，其篆隶行楷皆具有遒劲俊逸之风。可以说，清中期除了陈曼生的文人壶盛行之外，以朱石梅为代表的锡包壶亦引领一时之风尚。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紫砂的气质和锡器的气质是相类的，它们并不拥有名贵的材质，没有绚丽的色泽，有的只是暗哑的幽光，质朴的气质，所以它们的结缘其实倒是很自然的事情。遗憾的是，紫砂壶上的包锡覆盖了紫砂的本色之美和透气益茶之用，道光朝之后此种装饰渐趋没落，以致锡与紫砂分道扬镳。尤其传统锡器制作工艺式微，不能不让人扼腕。

 

　　故宫另藏有杨彭年款飞鸿延年壶，是紫砂史上的重器。此壶泥色深紫，圆润的半球造型饱满敦实。壶腹刻“鸿渐于磐，饮食衎衎。是为桑苎翁之器，垂名不刊，曼生为止侯铭”，底部仿“飞鸿延年”瓦当之形，盖内钤“彭年”小印。该印笔道苍劲爽利，可作为鉴别“曼生壶”的标准印章之一。顾景舟大师在1982年9月访问故宫博物院时，鉴定此壶为真品。

 

　　故宫所藏又有晚清壶数款，艺术水平一般。唯黄玉麟款的圆壶具有代表性。尤其壶嘴的下垂设计与晚清民国时制壶名家陈寿珍所制相同，原为方便时人直接对嘴小啜，遂成一时特征，值得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