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础壶是根据柱础的特点和紫砂表现力所结合的，为乾嘉时期大文人陈鸿寿所创“曼生十八式”之一。

造型灵感来自于“柱础”，即古代建筑用来支撑大柱子的基石，稳重大方，含蓄内敛，非常符合古代文人的审美追求。

有趣的是，在南方梅雨季节，空气湿度大，快下雨时，柱础会出现“还潮”现象，民谚称“础润而雨”。

因此，曼生柱础壶的铭文是：“茶鼓声，春烟隔，梅子雨，润础石，涤烦襟，乳花碧”。

梅调鼎与王东石合作的柱础壶铭文则为：“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这两则铭文用注茶壶润比喻础润而雨，切壶，切茶，切民谚，堪称巧妙。

柱础是古代建筑构件一种，俗又称“磉盘”，或“柱础石”，它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垫基石。江南建筑的木柱子下面多承有柱础，宜兴方言称之为“鼓墩子”，凡是木架结构的房屋，可谓柱柱皆有，缺一不可。

古代人为使落地屋柱不使潮湿腐烂，在柱脚上添上一块石墩，就使柱脚与地坪隔离，起到绝对的防潮作用。同时，又加强柱基的承压力。因此，对础石的使用均十分重视。

 

一、柱础起源

承柱的础石，柱下的基础。墨子书中记载：“山云蒸，柱础润”。据宋营造法式第三卷所载：“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礩，三曰舄，四曰踬，五曰磩，六曰磉，今谓之石碇”。而在本省则称之为“柱仔珠”、“石珠”、“柱珠”等。

最早的柱子应是直接种于地下，但为了防止柱子的移动下沉，便在柱脚的部位置一块大石头，使柱身的承载重量能均匀分布于较大面积上。后来发现埋在地下的木柱容易潮溼腐烂，因此便把石块提升至地面上，可免除柱础的腐蚀或碰损。在柱子底下承受压力的部分叫“础”，而在础与柱子之间常有踬的放置，以隔断毛细现象向柱子渗入的溼气，并且能于损坏时随时抽换。

 

二、柱础历史柱础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在柱下铺垫卵石，不露明。

让础石上升到地面来，成为整个立柱的外观形象部分，但没有装饰。

在础石上再安装柱座，础石周围加以精雕细刻进行装饰。

先秦时期大多用卵石做柱础。秦代已有方达1.4米整石巨柱础。到了汉代柱础有类似覆盆式，也有反斗式，但样式极为简朴。

至六朝佛教大昌艺术上增加了新动力，覆盆式已普遍，又有了人物、狮兽、莲瓣样式的柱础。

从大同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中的柱础看，当时石雕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其雕刻手法一改秦汉粗犷的风格，显现的是精美细致、玲珑清新。

 

唐代雕有莲瓣的覆盆式柱础最为流行。宋代对柱础形制已有具体规定，宋《营造法式》中这样写道：“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谓柱径二尺即础方四尺之类。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

关于柱础的雕饰，《营造法式》也有说明：“其所造花纹制度有十一品：一曰海石棉花，二曰宝相花，三曰牡丹花，四曰蕙草，五曰方文，六曰水浪，七曰宝山，八曰宝阶，九曰铺地莲花，十曰仰覆莲花，十一曰宝装莲花。或于花纹之间，间以龙、凤、狮兽以及化生之类者，随其所宜分布用之”。

到了明清，柱础的形制和雕饰更加丰富，制作工艺已达到极高水平。却多了些繁缛及程式化，少了些气势和精神。形制除上述外还有鼓形、瓶形、兽形、六面锤形等多种。

雕饰图案以龙凤云水为母题，或以百狮飞鹤为主体，结合宗教装饰图案的佛家八宝(法轮、法螺、白盖、莲花、盘长、宝瓶、宝伞、金鱼)。民间八宝(宝珠、古钱、玉磬、犀角、珊瑚、灵芝、银锭、方胜)。道家八宝(鱼鼓、玉笛、宝剑、葫芦、药篮、紫板、芭蕉、荷花)以及花鸟虫等。另外还有琴棋书画，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等数百种之多。

雕刻手法上善于把高浮雕、浅浮雕、透雕与圆雕相结合，装饰性与写实性相比衬，使装饰作用与独立欣赏价值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展现出了屋主人的情操和愿望。

 

三、柱础样式

宋朝柱础的式样变化更多，雕刻也更加纤细，但仍以莲花瓣覆盆式为主要的通行式样。由于一般建筑曾经倾向于复杂和多变而华丽，这种风气随即受官方注意和反对，故宋代即有非宫室寺观，毋得凋镂柱础的规例，所以柱础凋刻发展则开始着重在宫室及寺庙方面。

至于元代，因其民族性格，所以柱础喜用简洁的素覆盆，不加凋饰。

明清时则在元的基础上，以简化、单纯的形式稍作凋饰，但图桉则崇尚简朴。于柱础的形状上，圆柱形、圆鼓形及上宽下窄、肩部凸出的变体圆鼓形，均为清代早期的流行风格。

 

圆柱形通常表面平素不施纹饰，圆鼓形及变体圆鼓形则造型古拙，凋饰典雅。此外，官式建筑多采用薄如镜面的石础，称为古镜式。

一般民间，尤其是南方则显着不同，一方面就地理环境而言，因多雨潮溼，故常采用较高的鼓状柱础；另一方面，在人文背景上较崇尚华丽凋饰，所以柱础的变化较多。且地处偏远，政令鞭长莫及，故发展较为自由。

而台湾因为居南方庙宇建筑乃属于闽、粤的南方系统，加上融入的道教思想、民间信仰及反应风土民情与时代背景的各种装饰题材，并在民族个性的影响下，有具象的写实纹饰、有抽象的图桉装饰。这些装饰题材的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综观上述柱础的发展，自殷墟出土的简单柱础，经历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发展到清代的古镜式柱础，可谓柱础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简朴而华丽。

早期的形式以圆柱形及圆鼓形为主，表面施以简单的花纹或线条等浅浮凋的装饰，显得朴素澹雅。中期的柱础，其形式则有变化，外形较早期的为高;道光之后，圆鼓形的柱础已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下手部已有明显的内缩形式，整个造形显得细高秀挺。晚期的柱础，形式变化丰富，有扁圆形、莲瓣形、方形等。

 

光绪之后，莲瓣形柱础已成主流，而且此时外形已可明显的区分为顶、肚、腰、脚等四部分。在上段的础肚，常施以图纹凋饰，纹饰的变化也较以往丰富，题材更加多样化，有花鸟、动物、吉祥图桉及反映风土民情的内容等，凋饰华丽，凋工精巧，但有流于繁琐之感。

另外，柱础形式的发展还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层式柱础，有鼓式、覆盆式、铺地莲花式、兽式等。另一类是多层式柱础，是由二种以上不同形式的单层式柱础重叠而成。

 

清道光 杨彭年柱础壶 长16cm；高9cm 容量：200cc，铭文：『柱础，曼生清玩』 把款：『彭年』 底款：『逸闲』

此壶为曼生式样之柱础壶。壶上线条自由穿梭，爽净自然，劲道十足。此壶取建筑元素入壶，其创意来源于江南建筑构建之柱础，是曼生壶式创新之一大特色。所镌铭文，应为陈曼生自己宝用之器。此壶泥色纯正，肌理表现丰富，工精艺高，不可多得。

 

清中期 柱础壶 蔡锡恭款 高：7.6cm 宽：15.6cm

柱础壶式，嵌盖与壶口平齐，壶身自上而下外撇，腰部圆折往内收，底呈假圈足，钤有『少峰』方印。三弯流向上舒蜒，环把曲弧，钮作拱桥。紫泥胎土，质地细润，器形饱满韵致，气度不凡。

 

清 柱础壶  韵石制  赧翁铭 高：8厘米  口径：5.8厘米 此壶上海画家唐云收藏

此壶材质为紫泥调砂，呈赭褐色，壶体似圆石鼓凳，上小下大，腰间微敛，短流，嵌盖，环形把，造型稳健。把梢印『韵石』，底印『曼陀华馆』。壶铭：『久晴何日雨，问我我不语。请君一杯茶，柱础看君家』。

这铭文的内容显然是俏皮的生活之谈。众所周知，“础润而雨”是生活常识，下雨是自然规律，宜兴的霉季，空气中湿度增大，俗称“还潮”。赧翁借用久晴不雨特殊的天气背景，用注茶壶润的方式来回答，把“柱础”的题目用生活常识来诠释妙解，真是匪夷所思，确实漫有意思。

 

紫砂柱础壶包浆浑厚，清秀而古朴有致；拱把飞流，沉稳而不失灵动，壶铭：『方山以乐 友竹』六字。

“友竹”是何许人？梅调鼎，字友竹，号赧翁。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人。工书法，在紫砂壶上刻书画，自成一派。自言“用笔之妙，舍能圆能断外，无他道”。

《沙孟海论书丛稿》云：“他的作品的价值，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

梅调鼎被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赞为“三百年来所无”的书法家，被日本书坛誉为“清代王羲之”。当时的浙东曾出现“为求友竹字，愿出万两银”的盛况。有《赧翁集锦》和《梅赧翁手书山谷梅花诗真迹》印行于世，另有《注韩室试存》。

“方山以乐”的铭文，实则也化自曼生壶，《阳羡砂壶图考》记载：一把粗砂方壶左锓铭曰『方山子，玉川子，君子之交淡如此。曼生铭』，右锓款识曰『嘉庆丙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秋月杨彭年造』。

“方山子”，原名陈糙，字季常。苏轼《方山子传》称：这位方山子是位少侠，后隐居，有文韬武略。人们不知其姓名，只能凭他戴一顶方耸而高的帽子，即古方山冠，而称他为“方山子”。

卢仝，自号玉川子，唐代大诗人，写出著名的饮茶七碗歌。其诗导源于骚而变其面目，奇崛险怪，不肯作一常语。《庄子·外篇·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方山子，玉川子，都是大彻大悟、洞悉人生真谛的君子，能够跨越时空而精神相通的君子之交，只需要一壶清醇的茶水啊。  “方山以乐”，寥寥四字，寄托着作者高尚的人格追求，提示我们要远离谗佞之迷，远离物欲之惑，平淡如水才是君子之交，才能真正体察人生的大乐。

 

清 柱础壶 邵杏元制 壶底印：『邵杏元制』 长：18厘米

此壶取材白砂料，则不常见。壶形上收下展，底部又收进，如柱础般稳重大方。壶流弯短，壶把弯曲有致，整器线条曲折优美，气度潇洒。壶身一边刻『中流一壶不如一柱，蒸为甘露，元仲』，底有钤方印『邵杏元制』。

    

近代  柱础壶  范庄农家、静安制 高：7.8厘米  口径6.7cm 宽：13.2厘米 扬州文物商店藏

此壶素面，经久摩挲茶锈润泽，水色甚佳。底钤『范庄农家』篆文方印，盖内有『静安』篆书款小长方章。

“静安”姓范，“范庄农家”系清乾隆年间紫砂名手范章恩手人之斋号，以祖袭传承为荣，以扬声名。『范庄农家』是宜兴西望墟艺人的闭章。该庄村民多姓范，既务农又制造紫砂器。“静安”为咸丰至民初年间人（1860～1928年），时正值宜兴紫砂兴复时期，各商家兴起，紫砂壶销四方，但形制仍承袭上一时期的传统格调。

此壶团山泥制作，胎泥呈米黄色（表面红中泛黄），这是清末民初比较流行的壶质。柱础款式原为韵石（王东石）所制，为商家看重，盛行于市面。此壶底为盘状，壶腹上小下大，腹身直中带弧线，近底部向外撇，底部内折收。肩平圆，嵌盖，整器状似古建筑房屋用来支撑柱之基石，稳重而大方，撷取为壶式甚雅。锥形嘴（短直流），耳把上一飞作，端拿时环扣，桥梁钮，造型简洁明快。

 

民国 柱础壶 程寿珍款 高：7.8cm；宽：16.8cm

壶作柱础式，泥色温润，平盖圆肩，壶身自上而下外撇，折腰下弧触底足，直流管状，曲把浑厚，钮作拱状。全器饱满舒展，曲折圆弧相间，刚柔并济。壶身铭刻：『道不自器，与之圆方。集诗品句，阳羡跂陶氏刻』，书法如行云流水，另一侧镌刻山水亭台图，意简形骸，耐人寻味。底钤『冰心道人』，盖有『寿珍』两字。

 

柱础壶 汪寅仙制  高：9cm 宽：17cm 

此壶取材团泥，栗色如古金铁，砂质隐现。底为盘状，中腰折收内敛，肩平圆，嵌盖融于一体。直嘴，桥钮，三叉提梁，整体气势古穆宏大。壶身镌刻铭文曰：『珠光玉脱水气晶。东溪溪隐刻于师竹雨』。底钤阳文篆书『南林监制』方印。

 

柱础提梁壶，系曼生壶式之一，形制古朴大方，用本山绿泥与紫砂泥调配成团山泥制作，烧成后，器身色泽艳黄，为富贵标志。这类茗壶色泽，在清末曾风行一时。 

“陶斋”为端方的斋号。端方（1861～1911年）字午桥，他定制的壶俱为白泥，应该称本山绿泥。壶底钤：『宣统元年壬正月元日』阳文篆书长方印，盖内钤：『陶斋』阳文篆书小印款。当时承制紫砂壶的艺人有俞国良、黄玉麟等制壶名家，款式典雅，工艺精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