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佛教禅宗大力发展的时期，禅宗对饮茶习俗的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据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载，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于是“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禅宗选择在寂静的环境中坐禅，且要注意五调，即调心、调身、调食、调息、调睡眠。五调尤其是调睡眠，都与饮茶有一定关联。相传达摩祖师面壁坐禅期间，有一天因打瞌睡而苦恼，于是将自已的眼皮撕下，丢在地上，不久地上长出一株茶树。弟子就将绿叶煮了盛汤给他喝，达摩喝过后顿觉神清气爽，坐禅时再也不打瞌睡了，从此达摩喝茶以助坐禅。传说自然荒诞不经，但是也反映了佛教禅宗与茶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饮茶对于佛教极其重要，于是许多寺庙都出现了种茶、制茶、饮茶的风尚，这在大量诗句中也有所反映。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吟：“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嘴”。吕岩《大云寺茶诗》盛赞僧侣的制茶技艺，“玉蕊一枪称绝品，僧家造法极功夫”。我国古代寺庙是生产茶叶、研究制茶技术和宣传茶道文化的中心。唐代茶圣陆羽最初就是从寺庙了解到茶，并对茶产生兴趣。陆羽的忘年交诗僧皎然，作有《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的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我国茶道发展与传播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在唐宋佛教鼎盛时期，僧人研究、改进茶叶制作，出现了名寺名茶现象。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宋代盛产茶叶的建安北苑，自南唐便是佛教圣地，建茶的兴起首先来自南唐僧人的努力。许多贡茶也产自寺院，比如着名贡茶顾渚紫笋，最先产自吉祥寺。曾为乾隆皇帝钟爱的君山银针，产自君山的白鹤寺。湖北远安县的鹿苑茶，产于鹿苑寺。有些佛寺至今还生产名茶，如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的黄山毛峰、东山洞庭寺的碧螺春、杭州龙井寺的龙井、徽州松萝庵的松萝、武夷天心观的大红袍、蒙山智炬寺的蒙顶云雾、庐山招贤寺的云雾茶，等等。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有名寺，名寺产名茶，从来僧侣爱饮茶，饮茶成为和尚家风。佛门茶事兴盛以后，茶寮、茶堂、茶鼓、茶头、施茶僧、茶宴、茶礼等各种名词出现。适应禅僧集体生活而形成的寺院茶礼，作为佛教茶道已经融入寺院生活之中。寺院禅僧每日早起盥洗后，先饮茶再礼佛；焚香习禅时，每一支香毕开静后，即饮茶益思。在香气环绕的氛围中品茶，更能生发禅意，净心自悟。禅宗建立的一系列茶礼、茶宴等茶道表现形式，具有高超的审美趣味，而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与文人唱和茶事，推动了中国茶道的发展。同时，禅宗对中国茶道传播国外，特别是日本、韩国等一些亚洲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卓着功勋。

    饮茶最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茶已成为佛门必备之物。有的僧人甚至达到“惟茶是求”的地步。《南部新书》载，唐大中三年（849年），宣宗皇帝问一个“东都僧”服何药而如此长寿。僧人对曰：“臣少也贱，不知药。性本好茶，至处惟茶是求。或出日过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宋代僧人饮茶亦是相当普遍。道原《景德传灯录》有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茶事成为佛寺日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名寺大庙里，都设有茶堂或茶室，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以及品尝香茶。有些法器甚至用茶命名，如召集众僧饮茶时用的“茶鼓”，《宋诗钞》中有陈造的“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诗句，描写了茶鼓声中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专门设有种茶僧、制茶僧，从事茶叶种植与制作。还专设茶头，负责烧水煮茶，献茶待客。此外，佛寺门前一般安排数名“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寺院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来供奉佛祖、敬施主与自用，而且规格不同，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用上等茶供佛，中等茶招待客人，下等茶自用。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平时住持请全寺僧侣吃茶叫“普茶”，等等。

    在佛教寺院中，茶道礼仪也是联络僧侣感情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每年一次的“大请职”时，住持设茶会请新旧两序职事僧，举行“鸣鼓讲茶礼”。住持请新首座饮茶，还有一定的礼仪形式。一般事先由住持侍者写好茶状，其形式如同请柬。新首座接到茶状，应先拜请住持，后由住持亲自送其入座，并为之执盏点茶。新首座也要写茶状派人交与茶头，张贴在僧堂之前，然后挂起点茶牌，待僧众云集法堂，新首座亲自为僧众一一执盏点茶。在寺院大请职期间，通过一道道茶状，一次次茶会，使僧众感情更加融洽。此外，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以汤沐浴佛身，称为“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

    茶道起源于中国，在对内与对外的传播过程中，佛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宋以来，我国佛教兴盛，僧人足迹遍天下，茶道文化得以在国内广泛传播。而一些外国留学僧人，学成回国时亦将茶道文化也传播到国外。在中晚唐时，新吴大雄山（今江西奉新百丈山）的禅师怀海和尚制定了一部《百丈清规》，又称《禅门规式》，其中对佛门的茶事活动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有应酬茶、佛事茶、议事茶等等，各有一定的规范与制度。比如佛事茶，诸如圣节、佛降诞日、佛成道日、达摩祭日等均要烧香行礼供茶。以达摩祭日最为隆重，“住持上香礼拜，上汤上粥，……粥罢，住持上香上茶。……半斋，鸣僧堂钟集众，向祖排立，住持上香三拜，不收坐，……仍进前烧香，亲毕，三拜收生具，鸣鼓讲经为茶。”佛门结、解、冬、年四节及愣严会礼佛仪式中均要举行茶礼，端午节点菖蒲茶，重阳节点茱萸茶。楞严茶会上举行茶礼时，“鸣堂前大板三下，鸣大钟，……住持至佛前烧香上茶汤毕，归位……”都很有讲究。再如议事茶，禅门议事多用茶来进行。寺中的住持圆寂丧事毕，寺中管事僧众请附近各寺有名望的僧人来寺会茶。新方丈上任，山门有“新命茶汤礼”，通过茶礼，让各寺僧众与新任住持见面，并使他们承认其合法地位。住持遇大事，亦采取茶会的形式召集大家共同商议。

    《百丈清规》是我国佛门茶事文书，以法典的形式规范了佛门茶事、茶礼及其制度。日本高僧在中国寺庙中将佛门茶事学回去，作为佛门清规的组成部分，在佛门中严格地继承下来，经过发扬光大而形成日本茶道，可以说日本茶道是在中国禅宗的影响下形成的。日本茶学家久松真一先生指出：日本茶道文化的内核是禅。日本传承并发展了中国茶道的静寂枯索之美，形成了以“禅”为特质的日本茶道。日本茶道追求“无一物中无尽藏”的超脱之美，“以佛法修行得道”为第一要事，而其源头是中国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