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是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唐代刘贞亮把饮茶的益处表述为“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南昌自古就是产茶区，南昌人爱喝茶，并且还有自己的品茶技艺，将茶与生活融合到了一起。阳光晴好的河畔，树荫清凉的公园，闲坐喝茶的南昌人随处可见。古色古香的茶馆中，盏茶在手，品味人生至理，浮浮沉沉的况味芬芳。这样的风景好像巴黎街头的露天咖啡一样，已经成了南昌休闲文化的标志之一。

茶叶：南昌白露为唐代朝廷贡品

南昌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茶文化史中，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据《赣文化通志》记载，2000多年前的汉代，茶叶由湖南东部和湖北蕲州进入江西。那时，制茶技术比较简单，一般是直接将采回的茶叶洗净晒干，同时加水煮沸，饮用其羹。

 

据南昌市民俗博物馆馆长梅联华介绍，至唐代，制茶技术有了很大的革新，发明了把茶叶蒸熟后捣碎制成团块茶，晒干或烘干的蒸青团茶制造枝术。这可以明显地降低茶叶的苦涩味。江西作为我国唐代的重要茶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制茶技术，制作出了许多名茶。据《唐国史补》记载，洪州（今南昌）西山的“白露”是唐代15种名茶之一。洪州白露，又称西山白露、西山茶，产区在南昌市郊的西山山麓。洪州白露汤色明亮、温香如兰、口感纯正、回味无穷。《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洪州白露”曾为朝廷贡茶。在《茶谱》中也记载道：“洪州西山白露鹤岭茶，号绝品。”西山茶的盛名，一直持续到南宋年间。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全国各州年产茶量超过100万斤的地区有七处，南昌就是其中之一，产茶量达281万斤。而南昌之茶，主要指“洪州白露”。

除了产茶量突出之外，西山茶的制作技术也颇为先进，在《宗史·食杂志》中记载，当时的南昌“白茅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其品远出日注之上，逐为草茶第一”。

 

宋元两代是我国茶业大发展时期，更是江西茶业技术大发展时期。彼时，江西的名茶达20余种，其中，南昌的“白芽”等尤为著名。明清时期，江西制茶技术达到一个新阶段，明代改蒸为炒，饮茶之风由煮饮改为沸水冲泡，清代江西绿茶形成独特制作风格，红茶驰名中外。

茶饮：蒸青叶茶烹饮法尝“茶之真味”

明代南昌的朱权《茶谱》倡导“清饮”法，被称为“开千古茗饮之宗”，成为延续至今的主流饮茶方式，并影响了日本茶道发展。

梅联华介绍，早在唐宋时期，喝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茶圣”陆羽所著的《茶经》记载，唐代喝茶以“煎茶”法为主，经过炙、碾、罗三道程序，将饼茶加工成细末状的茶末后，再进行煎煮。宋代盛行的“斗茶”，也需要经过碾、罗、煎等一系列程序才能饮用。这种繁琐的饮茶方式直到明代才有所改变，而开创新饮茶方式的人，正是分封南昌的“宁王”朱权。

 

朱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天性聪慧，体魄魁梧，史书上有“神姿秀朗”之说。“靖难之役”时，朱棣挟持朱权共同谋反，要求朱权出兵相助。朱棣即位后，却将之前“平分天下”的许诺抛之脑后，将朱权分封到江西南昌，并夺其兵权。朱权到了南昌后，终日闭门不出，过上了隐居生活。“皇兄称帝，皇弟喝茶”，是时人对朱棣、朱权两兄弟的调侃。分封到全国重要茶叶产区江西，没有了政务琐事的打扰，朱权在茶道上做出了一番成就。

明代之前流行的是团茶，人们将散茶制成茶饼，然后在上面印龙凤花纹，并加入各种香料。明太祖朱元璋体察民情，为减轻茶农负担，“罢造龙团，惟采茶芽”推行“废团改散”。由此，各地进贡的茶叶也从团茶的形式改为散茶的形式。朱权也反对团茶，他认为团茶中掺杂了太多香料及彩色染料，掩盖了茶的原味。于是，朱权独创了蒸青叶茶烹饮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品尝到“茶之真味”。朱权创制的这种蒸青叶茶在形式上和如今的炒青叶茶很相近，可以说直接促成了炒青工艺。

 

《中国茶饮》提到：朱权最早提倡饮茶从简，并且在实际操作上改革了传统的茶具和茶艺。朱权的这套品饮方式，后经明代茶学家顾元庆等人的屡次改进，形成了一套简便新颖的烹饮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其中最为深刻的影响便是茶的饮法逐渐变成直接用沸水冲泡。

茶道：茶谱文化广泛传播

晚年的朱权一直在南昌生活，这一时期的他将茶道视作一种表达志向与修身养性的方式。后世著名的《茶谱》，成书于正统五年（1440年）前后，全书约2000字，下分十六则，为朱权的饮茶经验和体会。全书分为《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茶磨》《茶罗》《茶架》《茶匙》《茶筅》《茶瓯》《茶瓶》《煎汤法》和《品水》共16个部分，每个环节都写得十分清晰明了。

通读《茶谱》可知，朱权不仅深谙宋代点茶古法，还对饮茶新法有其独到见解。朱权在《茶谱》序言中有云：“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又云：“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山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倍清谈而万象惊寒。茶之功大矣。”

在自序中，朱权特别强调品饮应与茶性的浓淡、清和相投合，追求的是一种栖神物外、遗世独立的境界。在正文中，他首先指出茶有“助诗兴”、“伏睡魔”、“倍清淡”、“中利大肠，去积热化痰下气”、“解酒消食，除烦去腻”的功用。朱权认为纷芸众多的茶书之中，唯有陆羽和蔡襄得茶之真谛。朱权认为饮茶的最高境界是“会泉石之间，或处于松竹之下，或对皓月清风，或坐明窗静牖，乃与客清淡款语，探虚立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神表。”

生活在帝王之家的朱权，出于对茶事的探讨，并不局限于贵重材料的选用，而是着眼于材质是否有益于茶事，并从饮茶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要简化繁琐的环节，这也体现出他对于茶道的新见解。同时，朱权还较为完整地构想了一套开始清谈前的行茶仪式：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再有一侍童取出茶具，汲清泉，碾茶末，烹沸汤，候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候茶味泡出时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道：“为君以泻清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一瓯，侍童接瓯退下。主客之间话久情长，礼陈再三，琴棋相娱。这一焚香弹琴、烹茶待客的礼仪，是对明代追求品饮境界的文人茶的生动写照。《茶书全集》作者喻政也是南昌人，在书中他曾云：“不甚嗜茶，而淡远清真，雅合茶理。”

 

梅联华介绍，朱权的茶道精神不仅在国内有着重要影响，还漂洋过海到了日本，在海外大放异彩，《茶谱》一书被视为明初中国茶道的主流，不少研究者认为，日本茶道之源就是朱权茶道，尤其是朱权在《茶谱》中提到的那套待客的行茶仪式，对日本茶道有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