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著名学者成玄英说：“言出于己，俗多不受。”“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比如广州的茶馆，如此繁荣昌盛，必是应了市民的需要，而占据报章话语权的卫道士便出来说，茶馆多了，费人钱财，误人工夫，如署名荷的《涎香楼变作课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4日第九版）：“尤以茶楼为最特色……甚有以一日工资，就作一日的茶价，呼朋引类，习以为常。”又有《竹枝词》谓：“米珠薪桂了无惊，装饰奢华饮食精。绝似歌舞升平日，茶楼处处管弦声。” 连对广州酒楼茶肆素来极有好感的徐珂，也在《清稗类钞》里大发感慨：“吾儿女劳心劳力，终日劳苦，偶尔于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沦茗深谈，固无不可。乃竟有日夕流连，乐而不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诚可慨也。”所以，民国时期广州本地报章关于广州茶馆正面报道不多，至少不是主流。

而当我们看到1871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的新闻专稿《广州的一天》的报道：“广州的茶馆很像纽约的小酒馆或酒吧，也有伦敦酒吧的格调。但杜松子酒或啤酒与茶之间的差别可就大了，特别在他们的效果上。这里常常是30人围坐在一些小桌子旁，面前摆放着茶水、饼干和糖果的东西。他们之间的谈话欢快但不喧嚣，所有人都显得恭谨有礼，宽宏大量。在这点上，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要可取得多。我多么希望欧洲大城市里的劳动者们也能经常光顾茶馆，而不是天天到酒吧里去闹事。”我们是否该想起成玄英的名言来呢？

 

首先，我们知道，这些占据话语权的先生们，多半是有钱有闲阶层，他们是关心他们一些子弟的“堕落”，但对于早期主流的茶馆也即二厘馆来说，他们是不太关注的，对于进这些馆子的下层民众，自然也不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把他们的话太当回事儿。“二厘馆”的得名，“因这些地方卖的东西，一律每件二厘银子（就以前说，目下当然不止此数），是专门供给那些贩夫走卒吃喝的地方。铺子是平房，里面摆满了桌子椅子，陈设零乱，地方污浊，装潢更不必提。” （《人间世》1935年第33期英弟《广东的茶馆》）“但在苦力们的眼中看去，我想是很中意的，他们是以量胜为美。他们多是五六个人共围一桌，多是互不相识的。坐下后，便有茶倌来叫要什么茶。”“所谓杂茶即是翻渣茶叶。所谓翻渣茶叶即是从上级或中级的茶楼里取来的客人喝余的茶渣，再晒干，再炒焙，或加颜色便是。”“叫了茶后，便开始喝吃。他们吃量大，所以不一刻便吃了十来碟食品，水也冲过十来次了。因为人多，所以喧闹不堪，粗言秽语累累如贯珠。在热天的时候，便汗臭熏天，普通人是一刻不能久居，但在苦力们早已是谭谭有味的了。他们挑担拉车之余，得此时间休息吃食，真是地狱中的天堂了。” （《人言周刊》1934年第1-25期合订本上册招桂熙《广州的茶楼》）

 

在一些老爷们看来，上茶馆，尽管是二厘馆，是贩夫走卒们贪图享受的表现，同样不符合中国勤劳节俭的美德，而不知道，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固有享受的成分——广州人的生活艺术——更只是生活的必须。这一点，黄诏年的《从广州茶点谈到看老婆》（《新女性》1927年第11期）说得比较分明：“（每日）四次（上茶馆）最惯的是工友。他们每次虽然也要一角几分，然而吃茶的耗费比食饭还要来得紧张。单讲拉黄包车的朋友，他们每天四点多钟起来做搭轮船的生意，拉了点把钟头后完了，这时肚子正饿也正要找地方休息，所以便点茶点。这是第一次。九点吃过早饭到了中午吃茶是第二次。四点吃过了晚饭到晚上八九点钟吃茶是第三次。第四次则在回家的夜半二三时。”他们的吃茶，其实就像今日的出租车司机吃盒饭，总比回家吃要合算。

 

除了生活的必须，下层或草根人士上茶馆，还是一种强大的生活习俗使然。这一点，游击队员出身的著名作家牧惠的亲身经历最能说明问题。他在《广东的叹茶》（2002年5月15日《光明日报》）里说，当年他“离开学校，进到游击区之后，才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叹茶之于广东人，吸引力竟是那么大。游击队能如鱼得水地生存、发展的地方，大都是相对贫困的山村。但是，即使在这里，茶居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事物。”还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其一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的佛坑茶居。佛坑不到一百户，但是，因忍受不了附近冯村大姓的欺侮，他们绝不去冯村茶居饮茶，自力更生地开了一间特别的、每天仅仅营业不到两小时的茶居。晨早，大家带着农具，先后来到这间茶居，边聊天边叹茶边等老板按大家报的数字蒸熟肉包子。包子得了，吃完，记上账，包括老板在内的全体村民都下田干活。其二是1958年我到新会城南一个高级合作社‘三同’，结果是多了一同，同到茶楼饮茶：每天早上出工前，男社员们都到茶楼集中，在那里叹茶，同时听候队长分配活路，吃完早点后，一声呼啸，这才下地。”有鉴于此，故英弟的《广东的茶馆》说：“茶馆是广东的命根，没有它，我担心广东人不知道要怎样！”在这种背景之下，任何关于下层人民上茶馆的指责甚至微辞都是不应该的。

 

关于农村茶居以及草根农夫饮茶的情形，鲜少见于报章，反证前述掌握话权者多为有闲阶级，只有牧惠这样的革命作家才特别予以关注。反之，西方的记者们倒没有这等偏见——他们颇能追求和坚持新闻真实的原则，所以，他们笔下的西方酒吧与中国茶馆才具有可比较性。要知道，西方的酒吧的原初形态，并不像当下中国酒吧这么小资白领乃至中产化，反而颇像咱们的二厘茶馆，主要是供下层市民娱乐消遣之用的。差可比较的是，就像鲁迅的《孔乙己》里的孔乙己到咸亨酒店，摸出一两枚铜子儿，要三几两黄酒，站着喝。但西方酒吧里的工人市民们，可不像孔乙己是一个人站着喝，没人答理他，他们无论站着坐着，可是聚在一块喝，而且喝的还是烈性威士忌或白兰地（也不像我们今天的小资酒吧喝点红酒、啤酒或低度鸡尾酒）；酒色乱人心性，喝了酒，又聚众，言谈之间也难免不由民生而牵涉政治，因而难免有滋生“群体性事件”的隐患，所以一直让当局有些紧张，所以才让尽管追求新闻独立自由而身为有产阶级的记者们，对比之下，觉得中国的茶馆，真是改良文明的处所，从而予以盛赞。

 

对此，中国人也觉得在理，行走内地与海外的卫理先生更有同感。在他写的《饮茶在香港——吃在香港之一》里，也是经过两两对比之后，如纽约时报记者那样，试探性的提出类似的观点：“记得早几年前，有些教育家主张将茶馆改做进行民众的社会教育的场所。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大后方，像沙平坝的学校区里，茶馆就是变相的民众教育场馆，灌输着正当的娱乐，有演唱经文人改编抗救说书鼓词，有发表国事的主张，使民众在消遣之外，得到许多知识。”并且举了很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有一只传遍大后方的‘茶馆小调’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去年春天，我在嘉定廖兄家中作客，看到嘉定县的民众教育馆就设在一家茶馆楼登。”相对而言，他认为粤港茶楼的传统与其改造的基础要好过内地不少：“香港的饮茶，比起江浙地方的‘孵茶馆’来，固然它也是消磨时光，耗费钱的举动，但‘孵茶馆’近乎遁世——逃避现实，而饮茶则接触现实，使人尚不致遗忘人活在世上，有一份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的自由。随地吐痰的罚禁悬在香港茶楼的壁间，毕竟也要比‘诸君原谅，莫谈国是’的禁谕令人愉快舒畅了。”从这个角度说，粤港茶楼的政治正确性与民主自由度，还应站历史高度重新评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