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虽然普洱茶在现代商业、品牌、文化意识方面都得以觉醒，同时云南中茶公司成立后在现代产业方面也取得一定进步，但从整体上看，由于内忧外患的缘故，整个普洱茶产业与清朝鼎盛时期相比还是不断走向低迷。1949年新中国成立，边疆稳定，百废待兴，崭新的希望，春天的气息再次升起，普洱茶产业似乎又迎来新的转机。但广大茶农、茶商、茶人们那时没想到的是，这个转机的真正到来还要经历几十年，整整一代人的曲折。

从1953 年开始至1956年完成的“三大改造”，消灭了所有私营茶庄，个体茶农全部加入合作社，所有茶叶生产全部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云南省只有勐海茶厂、昆明茶厂、下关茶厂、临沧茶厂等几家国有企业在按中茶公司下发的计划指标生产普洱茶，连自己开发和销售产品的权利都没有。而中茶公司下发的生产指标，也是完全根据销量制定的，即所谓的“以销定产”。

在呆板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生产厂家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打击，普洱茶原本就已萎缩到有限的市场需求也再次横遭摧残，生产和消费出现极大萎缩，普洱茶步入到最低迷的时期。在这个低迷期，许多古茶园在低产茶园向高产茶园的改造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样令人难以释怀的，是普洱茶这个大品牌几近湮灭，以致在解放后的三十四年内，一两代云南人都不知道普洱茶为何物。

 

当普洱茶生产几乎停顿的同时，由于私人茶庄的停业，剩下的几大国有茶厂完全按照计划指标生产，而计划指标又是中茶公司根据次年的计划销量制定下发的。这种“以销定产”、“产销一体”，产量即是销量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传统普洱茶存卖结合的生产销售方式结束了。其结果是直接造成普洱茶特性，也即普洱茶后发酵的生命性逐渐丧失。与中国茶的主流绿茶相比，普洱茶最大的特点是其后发酵的生命性。而普洱茶存量的流失，即产即卖，意味着普洱茶失去了陈放的时间。而这，也就意味着普洱茶失去了品质不断变化提升，富于变化和生长的可能，正在向绿茶标准靠拢，逐渐蜕化为只是一种产自云南的茶，只是诸多农副产品中的一种普通消费品。

人们消费普洱茶，也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物质消费层面，牛饮解渴，不过是茶水罢了。这种转变，使传统普洱茶品饮过程中，失去了富于审美艺术性的“品”字，而只剩下单纯的“饮”了。普洱茶“品性”的丧失，使普洱茶不再是中国著名茶品中的一个类别，而只是一种产自云南的茶叶，一种可以用来做红茶、绿茶、花茶等各种茶类，甚至是英国立顿红茶的原料。普洱茶“品性”的丧失，也就是品牌性的丧失，和那些逐渐消逝在时光尘埃中的普洱茶老字号一起，差不多在整个二十世纪内，普洱茶的名号逐渐湮没无闻。

 

不过，在这近百年的普洱茶蛰伏沉寂时光里，有几件有关普洱茶的大事还是应该提及。1951年12月“中茶牌”商标注册成功，从1952年起所生产的普洱茶包装上的文字，最上面是倒读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中间是八中茶商标，下方是倒读的“中茶牌圆茶”繁体字。由于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工加盖，因印色之别而有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所生产的茶后来俗称为“印级茶”。

期间经过多次企业名称变更后，从1972年起“中茶牌圆茶”停用，开始改称“云南七子饼茶”，上面文字为“云南七子饼茶”下有英文，中间仍是八中茶商标，下面文字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并同样有英文，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同样是手工加盖，因印色的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普洱茶从此开始了“饼级茶”时代。事物的发展往往是复杂而奇妙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正是在这个普洱茶较为低迷的年代，1975年在昆明茶厂厂长吴启英等人的带领下，现代普洱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普洱熟茶人工渥堆发酵技术诞生了。

 

人工渥堆发酵技术的诞生，是普洱茶在这个低迷期中取得的最大技术突破，它开创了普洱茶的熟茶时代。不仅如此，同样是吴启英领衔，云南普洱茶界在1979年制定了《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为现代普洱茶生产提供了科学的生产工艺和规范的质量标准，并由省公司下发到各大茶厂，成为全省普洱茶试行生产的规范。从此，云南普洱茶产业的生产工艺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为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复兴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一带老茶客们的默默坚守和推动下，普洱茶的品饮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再发现并形成热潮，进而将这股风吹回到国内，推动普洱茶再次走上复兴之路。由于生逢其时，曾与普洱茶一起走过60来年光阴的“中茶”，甚至一度将云南茶的命运紧紧拽在手里的“中茶”，已经无力左右展翅高飞的普洱茶命运了。1996年昆明茶厂宣布停产，勐海茶厂、下关茶厂等也在90年代末，脱离了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束缚开始改制，“中茶”式微。随着众多新创企业的加入及市场热潮的到来，普洱茶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