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茶经历过上古神农茶、唐前巴蜀茶、唐宋山南茶、明代汉中茶、清代民国紫阳茶和建国后陕青茶几个历史阶段。紫阳茶区作为明确的区域划分虽定型于清初，但作为古老的茶叶出产地也大体经历了如上几个历史阶段。

陕西紫阳县域西周属古巴子国，据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巴人至晚在周代便已开始了茶叶的人工栽培历史，而且园栽茶叶的品质已胜过野生茶叶的品质。可以认定，不晚于西周时代，陕南的巴人就已开始在园中人工栽培茶叶。因此，包括西周紫阳人在内的巴人种茶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这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陆羽《茶经》云：（茶）“生金州西城、安康二县山谷。”紫阳当在其中。

 

弘治十八年（1505）明代朝臣杨一清（1454——1530）《茶马疏》的“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提及陕西茶事云：洪武“四年奏准，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茶园，每十株官取其一”。当时的紫阳尚未立县，其地域包括在金州、汉阴之内。万历《陕西通志》卷8载明正德七年（1512）以后，金州、汉阴、紫阳、石泉一州四县在官府注册的“茶户”为2000余户。紫阳置县之初全县人口1507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猛增至14324人。紫阳茶在明代虽然产量很低，但其优秀品质已得到名人的首肯。明代文学家王九思在《金州周守惠茶赋谢》诗中写道：“老去难胜酒，闲来独倚楼。使君题玉版，仙茗自金州。春泛山泉色，香分汉水头。枯肠从此润，短咏若为酬。”

 

清代中叶安康（时称兴安州）所属各县茶叶总产量曾达1500吨，其中紫阳县的茶产量约1000吨以上。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调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有左宗棠和数万湘军的支持湖茶占领了大西北市场，紫阳茶的垄断地位被动摇，茶叶生产跌入低谷。这种状况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得以改观。当时江南茶区相继沦陷，交通被切断，南方茶无法运往西北，而西北少数民族“宁可三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于是战神赐给了紫阳茶发展的历史机遇，重新占领了大西北茶叶市场，并转输鄂北、豫南。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紫阳茶外销约1070吨左右。因市场需求的刺激，紫阳茶的品质也相应有所提高。

 

紫阳茶的发展也与明清时代的茶马贸易密切相关。当时，外地商人在紫阳“买茶装蓖，邑民利之”（康熙《紫阳县志·物产》）。加之乾隆、嘉庆年间，数十万南方破产农民涌入陕南，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茶叶商品生产的发展，总产量达300万斤（1500吨）以上，其中紫阳县200万斤以上（《紫阳县茶业志》），从而使紫阳茶声誉大大提高，取代了汉中茶的地位。道光二十九年（1849）《石泉县志》把紫阳茶与汉阴大米、平利生漆、旬阳龙须草并列为兴安四大名产。紫阳毛尖成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陈椽《紫阳茶业志·序》）民国《西乡县志》称：“至清代，陕南唯紫阳茶有名”。光绪后期，紫阳茶不仅行销西北，还销往湖北等地。

 

民国时期，国内有两部权威的地理专著—《中国分省地志》（民国十六年版），《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民国十五年版）均高度评价过紫阳茶：“南山紫阳产茶，色香味佳，于龙井、六安、武夷、松萝诸佳茗而外，别具一种风味。”“紫阳茶则产量甚丰，茶质亦佳，最上品的色香味与西湖龙井、六安之毛尖不相上下。”清人龚景翰于乾隆五十二年（1792）所撰青海《循化志·茶法》言及曾煊赫一时的川茶云：“循化河州所食散茶，皆大叶而黄色者，较之官茶，其价甚廉，闻皆出于四川。”

1936年紫阳产茶达250万斤，为抗日战争前历史最高水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紫阳茶”作为陕西茶史上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代表已经终结，进入“陕青茶时期”。陕西茶的主产地在陕南的汉中和安康两地区，商洛地区有少量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