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藏区的滇茶，相当一部分是走木里或西昌进入康区，在西康就开始销售了。也就是说，向北再向西进藏的道路当时更加通畅，同时，有一部分茶借着销往藏区的名义中途就开始边走边卖了。这条道路一直是滇西大理、鹤庆商人们的传统路线，个人感觉，这条路也应该是滇北茶马古道的正路。

在古代，中原交通以牛车、水运为主，他们的好处是运量大，便宜。但水运受限于航道，牛车速度太慢，用马车则更有优势。一旦“中原变乱，边患无常之际，马之为用，更重于平时。”因此，我们常常将兵马两字连用，将它当成国之利器，关乎社稷安危。

 

然而，良马主要产于塞外，《汉书》有如下记载：“虏皆骑马，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决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今莫如市马。”当时用来买马的主要是金银和丝绸，然而金银有限，丝绸也因制作困难，中原市场较大而供不应求。

1913年，滇商在西藏芒康被害后云南方面与川军协商的文件。图中文件是民国初年关于云南商人经过北线去往康定（当年叫打箭炉）的文件，从文件中可见，此路虽然商旅辐辏，但并不平静。清末沿途的喇嘛利用寺兵设卡收税，民国中土匪、官兵时出抢掠，严重时会有人亡物损的风险。因此，两条进藏的道路互为补充，形成网络，必要时，大家会寻找相对安全的道路。

 

到了唐代，种茶业兴起，一种年年生生不息之农副产品，因有解青稞之热，肉食之腥的奇效，成了边疆贸易的重要等价物，“睦邻不以金帛，控驭不以师旅，以市之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为茶乎。”茶马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国的茶马互易政策肇始于唐代，茶马司的设置则始于宋。由于这两个时期云南还属于南诏或大理国统治，同时南诏自己产小马，也产野茶，两样都不入中央政权的眼，故当时南诏、大理国北部有沟通交流的道路，但没有茶马互易的需求。

说这些道路是茶马古道似乎有些牵强。那时的茶马司主要设置于川陕，与云南没有关系。到了明代，我们注意到滇北昭通（当时叫乌蒙）所产乌蒙茶出现在典籍中，但当时乌蒙归四川马政管理，故不宜把它纳入云南。

当然，元、明两代典籍中关于云南北部少数民族中存在茶叶、土货交易的文献是不少的，如：[元]李京《云南志略》（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 [明]徐霞客：“茶山野人时以茶、蜡、黑鱼、红藤、飞松五种商品入关交易盐、布。”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中缅边境和滇西一带的民间贸易，不成规模。

 

1913年，滇商李小城由木里前往康定途中被杀害，该文件讲述了当时事发经过。

清顺治十八年三月（1661年），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赉方物及西蕃蒙古译文四通入贺三桂，求于北胜州（今永胜县）互市茶马”。吴三桂认为，尽管云南历史上没有北胜州开市的先例，但云南因为征战的需要，正需买马，与其跨越千里，去陕西买马，还不如在云南开市易马。从此，云南滇北，道路大畅，茶去土来（藏区、彝区的土产），贸易兴旺。

几年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杜昌丁随云贵总督蒋陈锡从昆明出发进藏平乱，他们所经道路是昆明—大理—剑川—中甸—德钦进藏。他将每日行程记录为《藏行纪程》一书。可惜，他只是把这条道路当成一条有军事意义的道路，并未把这条道路与茶、与茶马相提并论。

不过，从他记述当时用溜索、浮桥渡江，多人死伤的情况看，这条道路一直不是一条好的贸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