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和原云南省茶司总经理邹家驹先生喝茶聊天，电影明星张国立发了一张图片在微信问：“老邹，这红印怎么要100万一片，是1940年生产的？怎么这么贵？”原来是张先生的朋友买了两片老茶，要请邹家驹先生鉴定，邹先生不知道怎么回答，如果你说假，别人有中国台湾出版的《普洱茶》一书为证。

接着，邹家驹先生告诉我，1993年，邓时海先生到访省茶司，按照常规，当时的云南省茶司是云南一个非常重要的企业，一般人无法取得省茶司的经营资格和资料，由于邓先生是中国台湾人，考虑到统战政策，邹先生还是让办公室的同志送了一本刚刚出版的《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这上面有清楚的省茶司名称变更及中茶商标注册的时间，“中茶”商标是建国后1951年10月注册的。

但是，《普洱茶》一书在海峡对岸出版之后，红印的历史被搬到了新中国成立前，不但茶叶的商标跨越了两个政治时代，并且，作者甚至杜撰了原勐海茶厂厂长唐庆阳先生关于建国前生产饼茶回忆的一段话。

后来，邹家驹先生在翻阅《普洱茶》一书中发现，该书中绝大部分的茶品，不是子虚乌有就是断代错误，这就引发了邹家驹先生开始清理历史的想法。

只不过，当时的形势是领导和大师都一个水平，搞不清楚年份这个东西其实喝不出来的，因为青饼一入港仓，即可加十年，而再往后，年份则可以随意加。

领导不明白这个道理，又需要政绩工程，怎么办，把懂历史的省茶司领导和香港茶叶商会人士统统剔除，找来几个江湖大师撑场，很简单，江湖大师是领导说东，他们不会往西。

这一段历史，才是所谓的普洱江湖。

多年来，大师行走普洱江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在某些力量的支持下，在外来的和尚好要饭的原则下，成为普洱茶的一道风景。

大师喝一口小景谷说是易武就是易武，说是100年就是100年，说是农残超标就是超标，因为一般人做不到，崇拜感顿生，加之某些地级市媒体的助推，大师简直成了神迹。

经过多年的运作，后台的坍塌，大师的败相以露，所谓大师的神迹，不过都是江湖人的把戏，只不过，从街头走到了庙堂，而现在也将回归街头。

这是行业的一个巨变的时代，人人皆可质疑。

江湖大师的作用正在快速失去，新的市场秩序将建立。

然而，巨变的发生并不仅仅于此，也远远并非如此。

每一个行业的巨变，并非是单一的现象，往往是社会现象的一个诠释，茶行业的现象无不是。

历史走到一个阶段，总会停顿，或者说表象是停顿的。

普洱茶也走到了这个阶段，一切仿佛停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