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负盛名的云南普洱，在历史典籍中留下最初的痕迹却是凤毛麟角。在中国，没有哪一类茶历史会像普洱茶这样缺乏完整的表达，主要原因在于，普洱茶的话语被历史、地域、人群以及商业稀释，显得零散而混乱。

残缺的史书记载

东晋·常璩（公元347年或稍后）的《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南方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当时，云南的濮人向周武王敬贡云南茶。这时的云南茶，即是后来被称之为普洱茶。

三国魏·吴普《本草·菜部》记有：“苦菜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茶即古荼字。“益州”系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建立滇国、封尝羌为滇王，以滇池为中心，设益州郡。说明西汉时期，云南就已种植茶树。

 

唐·樊绰正月二十九日著《蛮书》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银生是唐南诏国一节度府名，治位今云南景东县，辖今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及临沧市的南部，是有关我国云南少数民族饮茶、业茶的最早记载。

《滇略》（1620）卷三中云：“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是普洱茶第一次作为专有名词出现。

清倪蜕《滇西历年志》载，雍正七年乙酉，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于普洱，上纳税课转运由来已久。“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肃上议，将新旧商民全部赶走，逗留复入者俱枷押出镜。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

 

张泓《滇南新语》载：“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冒普洱茶以愚商贩。“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在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是这时对云南普洱茶最为翔实的记述。

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普洱茶产销处于极盛时期。

《滇系.异产》载：“普洱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较胜。

阮福《普洱茶记》上有“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的记载。这是第一篇详细记述普洱茶的文献，但整篇也只有区区800余字。

 

陆羽的《茶经》为什么没有普洱茶？

茶经著作于公元780年左右，陆羽写《茶经》时，云南叫南诏国，而南诏国与大唐断交的时间为公元（752-794年），陆羽写《茶经》的二十年中，南诏与大唐正处于敌对状态。南诏国的辖地大唐人不敢越一步。陆羽没有写云南茶区，不是云南没有茶区，也不是陆羽的疏漏，而是时世限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圣唐灭胡专铸风炉庆贺，载于茶经，传示后人，就是明证，说明他治学严谨。

在陆羽所在的时代，云南的崇山峻岭与大江峡谷是难以企及的所在，他出生于湖北，行走于太湖，晚年隐居在浙江。即使在可以直接飞抵版纳的今天，到达云南西南部那些寨子依然得在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耗费一整个白天，要是陆羽能亲自踏入云南的茶山，在脚下那些云雾萦绕的峡谷森林里，蕴藏着各种野生古树，其中就有着古茶树，那《茶经》的内容会怎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