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茶如同2007年的iPhone那样，从不同角度席卷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值得冒险将这两者做一个比较。尽管一种是有机物，一种是无机物，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更多，价格贵或暴利尤其是令人诟病的一点。

2016年，突然兴起“校园贷”与“裸条”事件曝光，各种难以服人的谴责之声刺耳地出现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卫斯理安女子学院发表的看法：“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舆论对相关女大学生更多是谴责的，从道德和理智两方面对她们进行鞭笞。”“然而我们认为，这些女大学生的不合常理的行为——为了满足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购物欲望而采取非理性的方式来获取钱财——非常符合购物精神障碍的症状。”如果是这样，这些购物狂（学名Oniomania，购物精神障碍）的牺牲品，她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谴责或知识教育，她们迫切需要的是马上得到心理干预甚至药物治疗。

此前治疗此类病症的办法是“剁手”——虽说狂暴实则戏谑，但“药物治疗”一出现，心理层面的气候就更雪上加霜了。但在我看来，对于一些轻度购物狂“患者”，也许iPhone这类上瘾性商品（上瘾体现在非买不可，年年要买）既是病因，也是良药。这些“患者”的行为符合逻辑，购物行为发生后，相关症状停止，不符合购物狂“停不下来”的特征。

 

茶叶也很贵，买起来有时不是论件而是论间——一间房还是两间房。宋徽宗在名著《大观茶论》中兴致勃勃地讲述了买茶的必要性：“百废俱兴，海内晏然……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而天下之士，励志清白，兢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虽下士于此时，不以蓄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情尚也。”

 

大意是，如今是太平盛世，中产阶级追求雅致的风尚，开始饮茶，从而推动了茶产业致力于生产高档产品，于是互动产生了：品鉴水平增高，茶叶价格走高——只要是贵得有道理，如此相互影响，进而演变成一种循环，当然是恶性的——这就是盛世的风尚，徽宗说。

这种论调今天听起来很奇怪，但中国思想史上的确存在着关于奢靡的讨论。在《管子•奢靡》中居然有“善莫于奢靡”这样的话。他主张厚葬：坟坑巨大，穷人有活干。墓表堂皇，雕工有事干。棺椁大，木匠生意兴旺。殉衣多，刺绣女工繁忙。

 

《晏子春秋》中也有类似记载，饥荒出现时，晏子请景公开仓放粮，景公不允许，因为这时景公有个楼堂馆所的修建计划停不下来。晏子经过周密计划，决定提高工钱，从远处进原材料，工期整整拖了三年。工程完工后，老百姓也摆脱了贫困。

宋朝范仲淹也推行了这种做法，不仅搞“工赈”，还有“岁荒不禁竞渡，且为展期一月”的措施。“竞渡”估计不仅仅是划龙船这么简单，可能还伴随一些大操大办、大吃大喝。

明朝学者陆楫很爱动脑筋，他在《蒹葭堂杂著摘抄》提出“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认为节俭仅对个人和家庭有利，从社会考虑则有害：“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

 

随后一些名人如法式善、顾公燮等人都发表过类似观点，但经济学知识往往不受重视，加上人们忘性大，过几百年争论又会起来，有时甚至更加激烈。

明人谢在杭的《五杂组》说到福建上元节（元宵节）灯市之盛，“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书其上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

陈烈创作的这种忧国忧民的顺口溜有价值吗？风流太守蔡君谟是否冤枉？事实是否会反转？谢在杭拿莆田和福州两地的灯光节盛况进行了客观比较，对陈烈一言不合就开地图炮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吾郡至今每家点灯，何尝以为哭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何曾见父子流离耶？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羡镪（多余的钱），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

所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病友有多余的钱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方向，不如买买买，疗效与价格挂钩也说不定；有的病友没有多余的钱，又感到心理压力巨大，买药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