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第一次在西方掀开了云南植物的神秘面纱，引起了很大轰动。数年之后，梵蒂冈博物馆的创建人及第一任馆长、罗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学家，德国籍传教士阿塔内•基歇尔经过多年研究，并参照卜弥格等曾亲身来华的传教士们的著作，于1667年在意大利罗马出版了有关中国的巨著《图说中国》。书中附有大量所谓“细致精准”的铜版画，并对所有画作详尽说明。《图说中国》中，最为普洱茶界称道的是一幅“云南茶树”铜版画。画中，这株“茶树”的叶片和花朵都极为硕大，明显是云南的山茶花树，但在不远处的半张竹席上却堆放了正在晾晒的同样硕大的青叶。这张图说使用了茶的中文音译“Cha”。有学者津津乐道，说这就是西方出现的第一张大叶种茶树图。但不知道他们故意装傻还是有意忽略，以博学著称却并没有到过云南的阿塔内•基歇尔，明显把大叶种茶树和俗称“山茶花树”的茶花树混为一谈了，他富于想象地把二者合二为一，画的是茶花树，晒的也是茶花树的叶子，但却以为那种叶子就是供东方人饮用的茶叶。当然，这不能怪阿塔内•基歇尔，因为仅限于宗教和科学的动力，尚不足以为他提供清晰的云南植物图景。

 

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是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探险与征服、扩张与掠夺，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西方人以其特有的冒险精神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但此时，他们尚不足以改变中国和云南的植物，卜弥格和阿塔内•基歇尔对云南植物最早的“发现”就是明证。

但很快，一种强大的力量开始介入了对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包括对今云南和缅甸统称的“四江并流”地区植物王国的发现，这个力量就是商业利益。和宗教和科学相比，这种力量既不崇高，也不诗意，甚至显得无比庸俗，但就是这种无比庸俗的力量，照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尽管那种照亮，未必让人舒服。

 

十八、十九世纪，借助殖民的力量，鸦片、棉花、粮食、茶叶、咖啡等种植业已经开始打破一国一地的疆域，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产业，巨额利润的雪球越滚越大，有时甚至大到足以引发一场战争，足以改变一个政局。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一种“亚种植业”的植物产业开始兴起，这就是兴起于欧洲，以观赏、科研、家庭庭院种植为目的近代园艺种植业。于是，搜寻植物的种子和标本开始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十九世纪后期，虽然有一些在滇川藏活动的传教士把植物标本和种子弄到欧洲，但这种活动没有资本的驱使，因而一直是零星的，其出发点也仅只类似于某种闲情雅致，目的并不功利也并不明确。可一旦有商业利益介入，事情就完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