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营之道

经营茶叶与粮食、铁器等商品相比，经万里茶路，贩卖茶叶，虽然获利丰厚，但对于商人的实力而言，却是一种考验。“经营茶叶路途遥远，需要建立一支完整的队伍，商业的运作周期也比较长，这要求经营者必须实力雄厚，并不是所有商家都做得起来。”山西大学晋商研究所成艳萍教授告诉记者。以山西常家为例，最早是靠经营粮食起家，有了一定基础后开始涉足茶叶生意。实力强，只是第一道门槛，对于想走茶路的晋商而言，能吃苦，也是必备的要素。从武夷山到恰克图，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南方的汛期、北方的风沙、路途中的疾病、茶道上的匪患，无疑不考验着商人的精神和体魄。据曾经走过茶路的老人回忆，晋商贩茶，经常几里路不见人烟，米不粘牙，饿死、冻死都可能发生，是非常艰苦、心酸的过程，不像品茶来得那么休闲、高雅。为了保证商旅安全，随着茶路的日益成熟，山西的镖局业务也随之兴起。

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这是一个高利润的生意，这也是晋商甘冒风险、背井离乡、南下购茶、北上贩茶的根本动力。

“万里茶道”的历史意义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起源和传播的中心。清时期，俄罗斯是中国的北部近邻，俄罗斯人民对茶叶的酷爱催生了多条自中国南方茶产区至俄罗斯内陆腹地的茶叶贸易线路。其中一条自福建武夷下梅村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绵延约1.3万公里，繁盛期持续约2个世纪，延续期跨越4个世纪的“万里茶道”影响最为深远。“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之后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与同时期的自中国出海口至欧、美、大洋洲等海上茶路贸易线路，共同构成当时茶叶洲际贸易的重要线路。

“万里茶道”始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运输路线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沿西北方向穿江西、至湖北（1851年后，湖南安化黑茶、湖北羊楼洞青砖茶，加入到了茶叶贸易的大军中），然后自汉口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入今蒙古国境内，穿越蒙古沙漠戈壁，经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再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经乌兰乌德、贝加尔湖、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等地到达圣彼得堡。

“万里茶道”由众多的辅线、支线构成，形成一张贯穿南北、联络东西的商业贸易大网。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万里茶道”是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洲际物流通道；“万里茶道”引发了深刻的产业连带效应：茶产区的种植业与加工业，沿途的水陆运输业、沿线城市的商业、西伯利亚的工业都因之繁荣，无数的劳动力被动员，众多的商人致富，政府的税收也“滚雪球”般地增长，“万里茶道”是给经济增长添加“酵母”的“生命之路”，是推动亚欧大陆经济运转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成就了晋商、俄商等沿线商人的传奇故事，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现了商业成长、繁荣、衰落的丰富细节，所以，它是一部“商业传奇史诗”之路；“万里茶道”是农耕地区、手工业生产地区与游牧地区互通有无的纽带，是中蒙俄和平相处、互利贸易的产物，所以它又是一条“民族融合、文化交汇之路”。

“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主导者是明清晋商。从茶道的起点到终点，从茶叶的生产到销售，处处可见晋商的踪影；茶路沿线发现的史料、碑文，每每与晋商有关；一个个因茶道贸易而兴起的城市、修建的会馆，也都镌刻着晋商的印记；下梅邹氏的致富之路、恰克图的百万富翁一条街、湖南安化、湖北羊楼洞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美名、大盛魁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掀起的商业文化之风……这些人们至今口口相传、津津乐道的茶道故事，也都少不了晋商这个主角。茶道的总枢纽在山西，大茶商的故里在山西，万里茶道申遗同样不能缺少山西——此为“地利”。

明初，边塞军需吃紧，运费昂贵。明政府鼓励商人向边塞运粮，给予“盐引”――即直属国家专卖的盐、铁买卖。加上晋南运城的那片盐池，“政策+资料”诞生了晋南的盐商，这是明清晋商的起始。盐池作为自然资源自古就有，所以，明政府的“开中制”是晋人“下海”、晋商兴起的直接原因，于是晋商贩运粮食至塞外“九边”这条贯穿了山西南北的大商道，使众多山西人投入其中。明隆庆年间，政府又开放了边塞贸易市场，即著名的“封贡通市”，从此，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被迫踏上了“走西口”的悲情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封贡通市”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蒙汉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的金银、马匹、牲畜、皮裘、木料等物，源源不绝地流入内地；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种子等，亦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2.经营之困

“北常”从雍乾年间开始主要从事茶叶贸易，到同治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当时对外贸易中规模最大的茶贸世家，特别是其老字号“大德玉”及其联号“大升玉”、“大美玉”、“大泉玉”、“独慎玉”享誉中俄商界。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清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的东大门不被打开，同意了让惠于俄商，以为俄会牵制日本，其实当时中国工业落后，许多先进的技术正在兴起，俄商在短短时间内占据中国茶商经营了一个世纪的外域市场，除了他们有天时，其实也依托了工业机械的力量，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这些原有是因为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加上科技落后，不单纯是政府腐败无能，更多的是封建体制僵化，制约了中国人在创造性思维上的潜能，晋商在历史上可以独占鳌头与他们的地域条件相得益彰，如果没有通往外域的茶路，赚取俄国与外域的银两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外域人加大了对政府的侵略，他们依靠先进技术打开中国的大门，海路通畅，再加上政策优惠，国内的商家再玩命抵抗也只能是做了以卵击石的下场。

1905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路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1909年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3.迫于转型

晋商恰克图贸易和茶叶、丝绸贸易减退，其资金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于是“票号”成为新的经营项目在清朝大地上生根开花，不管如何，这些巨商富贾加人票帮队伍，对壮大票帮实力无疑有着重大影响，也是票帮走向极盛的重要象征之一。同治、光绪年间，票号的营业地域进一步扩展。上海成为国际和国内贸易的中心，山西票号大举进军上海，各家票号都在上海设有分号，1872年(同治十一年)就达到22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作为同行组织。同时，票号向沿海各口岸城镇推进，相继设立分号。票号设立机构的城镇已达到54个，比道光、咸丰年间增加了1倍。其间，在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还有山西票号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页：在慈禧、光绪西逃经过太原、晋中之时，票号曾捐赠大额银两济急；慈禧、光绪逃抵西安后，即传旨各省，令所有上解京饷款项，一律改为电汇山西总号。一时间，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成为清政府户部的临时代理金库和总出纳。慈禧、光绪回京后，北京秩序略转正常，便鼓励山西票号在京分庄很快恢复营业。山西票号的声誉也空前高涨。光绪年间，票号赢利大增，分红丰厚，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

在同治、光绪年间，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形势危机不断，日趋严重，晋中票号身处逆境，屡受重创，险象环生，反而走向极盛，其最大的商机主要来源于时局的危机，因此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夕阳的灿烂。中日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占北京)以来，列强全面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通商口岸由上海等5个城镇扩大到37个，资本主义通过倾销洋货和掠夺原料，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862年到1893年，年均进出口货值达到15370万海关两，外国在华经营贸易的洋行，1882年为440家，1892年为579家，1913年增加到3805家。这样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和这么多洋行生意，需要把洋货从口岸销往内地，把在内地收购的土特产运到口岸，这种口岸与内地埠际间的大量货币流通，完全由票号承担汇兑。《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清政府为筹措军费曾向汇丰、德华、克萨银行借款由各省关按期汇交上海江海关道衙门，再交付各国在华银行。这项汇兑业务由票号承担。于是汇兑摊给各省、关和盐道筹集的赔借各款，就成为票号汇兑的巨额业务。票号的汇费收入和利润当然也会相应巨额增长。国家和民族所遭的不幸，反而成为票号发展极盛的原因之一。此外，各省和海关税收短绌，应解京饷经常欠解或不能按期解到，造成日常开支经常人不敷出。于是又出现了各省关向票号借垫解饷、户部向票号息借商款和各衙门在票号存款生息的新业务。票号为各省和各海关汇解官款，始于咸丰年间，以后屡禁屡开，渐成惯例。“息借商款”，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票号举债、贷款。1906年，户部在存义公、大德恒、大德通、义善源等票号存款206万余两，占到户部在银行业界存款的29.75％。户部之外，其它衙门的暂时闲置资金也有一部分存于票号。1906年至1907年陆军部在大德恒、大德通、存义公等票号存款154万多两，占到该部存款总额的31.4％。其它衙门和各省、关都有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建立了大清银行之后，还有相当大比例的官款存放于票号，自然对票号的经营大有益处。票号在清末业务量大增和赢利、分红达到顶峰的非正常的特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