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火热的话题之一就是普洱茶的安全性。方舟子先生的《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把矛头直指普洱茶，称

普洱茶的发酵、储存，各种有毒真菌及易生长，所以容易污染黄曲霉素、伏马毒素、呕吐毒素等各种真菌毒素。这些毒素中最著名的是黄曲霉素，它是最强烈的致癌物之一。

文中列举了两项实验：

2010年，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人员抽查了广州市场上的70份普洱茶样品，100%被检测出黄曲霉素。2012年，南昌大学一名食品工程硕士研究生重复了广州疾控中心的研究，结果也和广州疾控中心研究结果一致。

在相关访谈里，方舟子先生还给出论据：

1，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徐昆龙实验室抽查了云南15家茶厂的生普和熟普各15份样品，用酶连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用HPLC法绝大部分查出黄曲霉素；

2，中国农科院油料所抽查市场上几种食品，其中普洱茶样品共5份，用HPLC法全都查出黄曲霉素，最高达59ng/g，高得吓人。

同时，有中科院上海植生生态所研究员沈建华指出：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粮农组织（FAO）下属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 ）曾多次评价过黄曲霉毒素。作为一个化学致癌剂，专家委员会从未推荐过ADI（acceptable daily intake，每日允许摄入量）或PMTDI（Provisional Maximum Tolerable Daily Intake，暂定每日最大耐受摄入量）等数值。通俗方式可以理解为‘黄曲霉毒素是没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剂量底线的’”

 

不过，国内著名的食品卫生科普作家云无心在自己的文章里这样阐述：

黄曲霉毒素在粮食中广泛存在，比如大米。因为大米很难完全避免它的存在。为此，国家制定了大米里黄曲霉素存在的最高限度。中国的标准规定其含量不超过10 ppb就可以上市销售。之所以选定10 ppb，是因为为了实现它而付出的社会代价可以接受，而它带来的健康风险也可以接受——这就是“尽可能低”的真正含义。更低的标准，比如5 ppb，意味着约有10%的大米因为“黄曲霉毒素超标”而不能食用——那是一亿多人的口粮，至少在目前是我们的社会承担不起的。所以，5ppb的含量就是“不可能地低”。

……

某市场的70份湿仓普洱样品”。这些样品基本上是廉价（甚至可以说劣质）的普洱茶，并不能代表“普洱茶”的整体情况。即使是这批检测，结果也是大多数没有超过5 ppb，只有11%的超过了5ppb。为了估算“最大风险”，我们取了10 ppb这个“几乎不会达到的含量”，并假定一个人每天都要喝10克这样的普洱茶，还假定其中所有的黄曲霉毒素都泡到了茶水中——在这种极端的假定下，得到了这个人每天摄入的黄曲霉毒素是0.1微克。如果要拿这个“最大可能值”来说事儿，那么就相当于米饭问题的每天5微克，意味着吃饭摄入的黄曲霉毒素是喝普洱茶的50倍；如果要考虑吃的大米中大多数不会有那么高的含量，那么也就得考虑实际的普洱茶中大多数没有黄曲霉毒素，而即便是检测的这些“湿仓普洱”，多数也在5ppb以下。

……

实际上，“食品安全”的定义不是“零风险”，而是“把风险控制到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一点对于食品安全的专业人士是常识，但跟公众的心理期望不同。因为公众普遍有这种不符合现实的认知，也就给了骗子玩弄数字吓唬大家的机会。

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就如方舟子先生所述，粮食里的确会难以避免黄曲霉素。但粮食是我们的必需生活品，是不可替代的。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会给粮食设定一个安全上限。这个上限是对现实的妥协。但普洱茶呢？

对于不喝茶、不喝普洱茶的朋友来说，普洱茶不是生活必需品，存在很多可替代物。那么，对这些朋友来说，普洱茶里的黄曲霉素更少也是不可接受的。除非能让黄曲霉素完全不能测出。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普洱茶的爱好者呢？这是他的偏好，是他不可替代的心头爱。心里还想到普洱茶也有一定益处。再考虑到普洱茶的黄曲霉素偏低的现实情况，可以接受普洱茶能被检出---前提是在一定范围内。

实际上，类似基于偏好的价值分析是很普遍的。我们知道「蕨菜致癌」，大量食用它会带来食管癌、胃癌的高发。除致癌外，蕨菜还有其他毒性。实际蕨菜的营养价值不算高，也存在大量替代品。我们完全可以不食用任何蕨菜成分。但，对于蕨菜爱好者来说，这……

中医药也是一样的。在今天，中医药没有任何可信证据支持它的医疗保健价值。相反，中医药给我们健康的危害不少。但是中医有几个优势：1，有一个「中」字，占据我们民族情怀、偏好；2，简单的保健，未必有效但危害较小。

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你理性如何分析中医药的价值不高，可替代等。但也难以改变公众的「偏好」。所以，现实的做法是：尽可能让大家学会科学、理性。逐渐去祛除这种不理性「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