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是福建茶叶外销的极盛时期，每年输出五、六十万担，最高达八十万担。但自公元一八九零年以后，由于印度、锡兰、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加之本省茶叶质量每况愈下，外销茶叶一年不如一年。为什么在国际市场上福建茶叶竞争不过印度等国的茶叶？此中原因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

 

第一，耕种制作技术落后,产品质量较差。近代，福建植茶农户均以副业为主，专业茶户很少，大规模茶园更少，因此，茶叶生产极端分散，如主要茶区崇安、安溪各地，产茶最多的农户也没有超过五千斤，少者仅十佘斤。由于耕作分散，资金缺乏，无法进行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集约耕作，于是，闽北一带茶园“荒草滋生,不芟不割，老树不除，任其荣枯，故所产之茶不佳”，甚至在茶园的“隙地之处，兼栽番薯，似此茶树，焉能畅茂”，茶叶的产量自然不高而印度则采取大企业的茶场制，每个茶场有数千英亩茶园，小则也有数百亩对于茶叶品种之改良，茶园之施肥也十分注意。日本茶树栽培也实行茶园经济的集约化，缩小茶园面积，改良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效果显著。

 

在茶叶采摘与制作上，福建茶农技术也较落后，如采摘春茶时将所有苞芽鱼叶，甚至隔年的老叶也一概采下，严重影响了二、三春茶叶的产量和质量。 在制作上，多采用手工操作，揉捻不充分，又没有揉叶筛分的方法，新老叶混和，质量不高。而发酵技术和烘焙技术也都十分落后使制成的茶叶色味不均。茶叶成品在运输途中，由于包装不善，茶箱破裂，茶叶受潮，香气走失，色味俱变，在外贸市场上自然敌不过竞争的对手。

 

第二，捐税重，运输贵，成本高，不利于在国外市场进行竞争。自咸丰三年到同治四年的十二年内，每担茶税从一钱上升到二两二钱一分，几乎增加 了二十 四倍。一九二八年，撤消厘金改征特种营业税，用银元，但税率还是很高，红、青、白茶每担 征税一元七角；芽茶、绿茶每担税二元。此外,每地还有 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如保卫团费、慈善费、教育附加捐、码头捐等等，茶商 叫苦不迭。

 

福建省内山高岭峻，丘陵起伏，交通十分不便。内河水道分布虽广，但河水流量大多短促，激流险滩，比比皆是，闽江自南平以下，水位较深，可通小汽船，但自南平至水口一段，也多明滩暗礁，夜间不能通航。九龙江北溪自宁洋 以上水浅量少，不能通航，自宁洋以下，才能通一吨的民船，所以陆路主要靠人夫挑运，河路运输以木船为主，与日本等国相比，运费还是很高的，如崇安茶叶从赤石街起点，运至福州，全程四百多公里，要用四天才能到达，运费每担需五元。

 

由于捐税重，运费贵，茶叶成本很高，这就难于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茶叶国进行竞争。如在东南亚市场上，上海商报一九三四年五月卅日报导，“据该地华商 报告华茶在马来亚市场上之售价，每担 四十元”。日本在台湾所产的台茶“运费较廉，故成本减低，每担仅售价二十元左右，较之华茶价格，相差一倍之数，难于竞争，亦已明甚。”

 

第三，市场信息闭塞，外商乘机压价。福建对外贸易受洋行操纵，买办的隔绝 ，使茶商不能确切了解国外茶市的真实行情及需要，以致茶叶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另一 方面，由于茶栈把持出口买卖，不准内地商人与洋行直接交易，使内地茶商对通商口岸的茶市情况也不了解。外国洋行正是利用内地茶商对市场信息的隔膜，操纵茶市，压价收购，使茶商纷纷破产。

此外，福建茶商在广告宣传方面，也做得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