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这是梁实秋的话。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周作人的散文是最有茶意的。他在《晚明小品·自序》中说：“如果是冬天坐在火炉旁边的靠椅上，在夏天，披着浴衣，饮着茶，随便地同好友闲谈，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小品文了。”周作人把写文章当成了喝茶，一次茶桌边的闲聊。喝茶，有大文化存焉。  

 

中国历代的文人，都讲什么“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一穷，便归隐山林，游戏人生；或回到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寻求活着的情趣；或纵酒品茗，或吟诗作画自娱。周作人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到躲进书斋小楼吃“苦茶”、玩古董，重复了历史上失意文人走过的路。1934年，他五十大寿时，写了首以喝茶为趣味的自寿诗：“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茶与周作人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少年时期的周作人就已经养成了喝茶的习惯，他此时的喝茶，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古人闲适自在生活的向往。在这个阶段，他发表了《喝茶》《吃茶》等一系列的文章，这也标志着周作人对茶的研究到了一个新的地步。他只喝绿茶，不喝红茶，他在《喝茶》中这样写道“喝茶以绿茶为正宗，红茶已经没有什么意味，何况又加糖与牛奶？”。

 

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表现出了“茶禅一味”，把喝茶与禅宗融合到一体，通过茶道和禅宗去感悟人生，追求平淡、自然的人生乐趣。他曾经在《煎茶》一文中针对震钧的《煎茶说》中所要求的茶、水、炉、炭、壶，以及煎茶的火候发出异议：“我想只用瓦壶炭炉，亦可试验，倘若成功，饮茶的方法大可改良一下，庶几不至于辜负了中国的名茶，也是好的吧。”他在这里提出饮茶随意就好，不必太讲究，不必太拘泥于条条框框，太重视外在也许会得不到当初想要的结果，喝茶喝得是过程，以及品味出的人生哲理，“清”才是最重要的，拘泥于形式就很难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了，这是十分合乎“茶禅一味”思想的。   

周作人先生对文人喝茶有过一段经典的表述：“喝茶当于瓦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事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我看过周作人先生写的一篇《再论吃茶》，不到3000字的文章，所引古今中外的茶文化之书达13处之多，一半以上的文字由“引文”构成，你不得不服人家的博学。

周作人先生自小是喝茶的。“一直从小就吃本地出产，本地制造的茶叶，名字叫做本山，叶片搓成一团。”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的苦雨斋喝过龙井、碧螺春、江西的六安茶、安徽的太平猴魁、广西横山细茶、桂平西山茶、白毛茶、西南苦丁茶等。

 

当周作人再次回到八道湾的时候，便把“苦雨斋”改为“苦茶庵”了，都离不了一个苦的意思。梁实秋先生写道：“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

周作人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苦茶庵”是有深意的， 周作人从小喝家乡绍兴的 “平水珠茶”，喝茶“以绿茶为正宗”，“不喜欢北京人所喝的香片”。他还喝过龙井、六安茶、太平猴魁，“都觉得好”，广西的横山细茶、桂平西山茶和白毛茶“味道温厚”，但碧螺春在北京“要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     

周作人向往“清茶闲话”，却并不易得。茶道在他的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偶然的片刻优游”。而在这之后，依然是忙是苦，是名是利，是“不完全的现世”。 

喝“清茶”与“苦茶”使得他的人生更有韵味，周作人的茶文化观的发展变化就是他人生轨迹的变化，由“厌世”到重视“生活”，这也与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