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年，清廷在一种阴郁的氛围里酝酿变法，“公车上书”后康梁一直在为“变法”做铺垫。是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民族危机的情绪日益浓郁。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迫在眉睫的形式让亲政后的光绪帝想要通过“变法”革新国是。

 

最终“变法”在光绪朝以失败告终，慈禧的铁腕手段迅速终止维新，但一个时代的到来，谁也阻挡不了。

这一年，有很多新生儿诞生，正是这些新生儿，推动着后来的历史进程。仅中国农业而言，这一年也具有某种时代意义的巧合。

在这一年，中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张心一出生，中国农业科技管理专家陈凤桐出生，中国畜牧学家、农业教育家陈宰君，中国水稻品种鉴定开创人周拾禄，中国土壤化学家虞宏正，中国作物育种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汪厥明，中国农史学家万国鼎，中国农村社会学家、农业推广专家乔启明都出生在这一年。

 

同年4月，中国“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出生在浙江上虞。

一个浑浊的时代，将被这一波成群结队而来的新人逐步涤荡廓清！

吴觉农，原名荣堂，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振兴祖国农业，所以后面改名叫“觉农”。早年他毕业于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在校期间就对茶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关心中国茶叶产业，知道中国茶叶有悠久的历史，也深知当茶叶作为世界性饮料之后对于中国的意义，同时也明白传统中国茶业在参与世界茶叶新兴产区的市场竞争中所处的优劣位置。

 

1919年，吴觉农先生考取了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官费留学生资格，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业试验场学习。

在近代史上，日本与中国同样面对着来自西方世界价值观的冲击，但后来，两个国家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线。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本国的工业化。在“脱亚入欧”的思潮中，日本从民族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率先向西方学习。日本这种在学习上的先行优势，让后来的中国在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时直接采取了一种拿来主义，导致很多西方近现代的科学词汇都离不开日本的影子。

 

所以，吴觉农在日本所面临的局面是非常尴尬的。他在《茶树原产地考》里面提到，当时日本农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时常拿着一个梨或者桔子问：“中国也有这东西么？”

这种问法，我们现如今看来好似是这个日本学生在故意侮辱中国人，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些作物在教科书上都填着日本的学名，所以他们就误以为只有在日本才有这东西。

与此同时，英国人在印度、斯里兰卡将茶叶以工业化的手段迅速发展起来以后，就开始用各种手段丑化中国茶。一时之间，英美人看到“ChinaTea”的时候会产生疑问“中国也有茶树吗？”

 

此时，不管是西方一直领先的近现代科技，还是原本中国自身就颇具优势的传统领域，都让中国人的自信心受到了全方位的摧残。所以，抵达日本的吴觉农，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难免愤愤不平。

一个求学的爱国青年，站在中国茶的历史坐标上眺望，过去的辉煌遭遇到了巨大的误会与失落，那种从温文尔雅的秉性里渗出的犀利劲头被激发了出来。结果，在中国近代的复兴之路上，关于一片叶子的论战已经奏响了前奏，那些古典茶事的局部细节被更宏观的视角所替代，论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1922年吴觉农在《中华农学会报》第37期的《学艺》栏发表了《茶树原产地考》一文。基于中国茶人的自信，引述了大量的历史证据，同时将国际上的资料也做了辨析和梳理，这像似一篇檄文，对中国是世界茶叶原产地的问题做了一次强有力的陈述与辩驳。

从宏观上来讲，这场论战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跨越时空的距离里，对“英国人的偏见”与“日本人的附和”做了正本清源的反击。在引述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大地上，正在孵化一个又一个富有激情与爱国情怀的热血青年。但这种热血并没有因此陷入纯粹的民族主义情绪里。

所以，紧接着，他从植物学的演变上来进一步的佐证。这为后世的茶学者在继续深化这个主题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结合。也正是在此之后，中国茶学界在探讨茶叶问题时，其空间视域更加辽阔。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管是谁，但凡是探讨茶叶问题，往往立意高远。首先要将“世界茶叶原产地”的问题发表一番论述，在中国名茶的榜单上，也尽量要求全面、完整。

在吴觉农、庄晚芳、陈椽等老一辈茶学大家的笔下，云南普洱茶被收录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其产区内野生大茶树的不断发现，一次又一次刷新了大家对于古茶树遗存的认知。南糯山古茶树、邦威古茶树、巴达野生型古茶树、镇源千家寨古茶树...

大量存世的古茶树赋予了这片土地特殊的意涵，所以晚年时候的吴觉农先生，在对陆羽《茶经》进行述评的时候一开篇就郑重其事的从茶的祖国开始叙述。陆羽《茶经》里并没有谈论云南茶，而吴觉农在《茶经述评》里面用大量的篇幅谈论云南茶。笔墨中洋溢着由衷的自豪感。

 

如果说，1922年的吴觉农凭着一腔热血，在自己学贯中西的知识基础上担当了一个“民族战士”的角色。世纪末的老先生在《茶的祖国》里以一个茶人的自信，用从容的笔调开始为陆羽提出的南方嘉木做当代化的述评。

这时候的祖国已经不再是他当年留学日本时的样子了，勃拉克氏（JohnH. Black）的《茶商指南》与易培生氏（A. Jabbetson）所著的《茶》都已是一些贻笑大方的言论了。这时候，西方世界也不得不开始正视“中国是世界茶叶原产地”这个问题了，日本也不再附和，他自身在追溯“茶道”起源的问题时也不得不回到中国的祖庭。

 

一百多年的时光，一代人的心血，让云南崇山峻岭中的古茶树不再缄默，它们在人迹罕至处静默地生长了千百年。它们连接着陆羽，连接着荣西和尚，连接着威廉·乌克斯，连接吴觉农。

它们被遗忘在古典帝国的文献之外，但其存在本身恰恰是要回应那些文献里尚未解答的诸多问题。它们，让从封建帝国走来的茶人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自我超越，站在共和国的整体性基础上来评述中国茶。

它们像冥冥之中的刻意安排，却又等待着我们去主动探索。

回望1897年，那一年出生的人转眼都已成了前辈，一代人落幕，一代人势必重新拉开序幕。与一百二十多年前不同的是，社会的进步不再是以流血牺牲的形式了，后来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视距越来越辽阔，理想也自然是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