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茶产业，那就是“起来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之所以起得早，是因为茶业是祖宗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产业，长期以来只有中华一家，别无分号，可谓独家生意。但茶产业真正到了近现代的工商社会，日益表现出其尴尬的一面，在新兴茶叶种植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国的强劲冲击下，已无可奈何地日益黯淡下去了，虽然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兴，但仍然无法摆脱世界种植面积第一，产值却屈居第三的命运。最令人痛心的是，据媒体报道，七万家中国茶厂在总体实力上难敌一家英国立顿，立顿茶业年产值相当于中国茶业年产值的七成。

 

这就是中国茶产业之痛，是中国广大茶叶从业人员的一块心病。那么，作为产业之中坚的茶商，其表现又如何呢？虽然说，在茶商身上寄托有中国茶产业之希望，但茶商又是行业中身份最尴尬的一个群体。商人本为追逐利润而生，难免沾染些铜臭气，这也早为社会所包容与大而化之了，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年代，商人作为今日社会成色最足的群体，乃是为世人所景仰与呼风唤雨之辈，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在茶行业存在着茶人与茶商之辩，茶商亦是人，却被排斥于茶人之列，不入终日恪守茶道精神的茶人法眼。圣经说，富人要升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富人之所以上不了天堂，乃是通不过道德审判。在传统茶行业的道德审判之下，广大茶商成了终日营营的猥亵之徒，虽然创造了极大的产业价值，却没有享受到与之相匹配的尊重。抛弃传统式的清高及对经商的偏见，在茶商本身上又该检讨些什么呢？我以为，茶商的弊病乃在于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上不能续接千百年祖宗流传下来的茶道精神，下不能开创现代意义的工商事业，成为体制外的边缘生存者，沦为文化意义上的孤魂野鬼，归不得中国茶文化之故乡。

 

茶叶作为关乎中国老百姓日用的消费品，茶商古则有之。诗人白居易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的就是茶商，可见中国古时茶商的活跃程度。到了明清两朝，茶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代表产业之一，闻名天下的晋商与徽商，创造了茶叶经营的奇迹，不但将茶叶行销全国各地，还或飘洋过海，或穿越千里流沙、万里西伯利亚，远销俄罗斯、西欧诸国，与瓷器、丝绸等一起，雄霸国际贸易，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外贸入超国，源源不断的白银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创造了日暮帝国的最后一道余辉。中国古代的茶商都是体制内的商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信奉儒家的义利之辩，坚持诚信第一，故能在古代信息与交通极为不便的条件下，茶通天下。这是一个亦商亦儒的群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商。古代的茶商，不论其是“学而优则商”（晋徽商人自古就有读书经商的传统），还是出身于草根的白丁商人，都极为敬重读书，即使自己小时候家贫读不起书，事业发达了，也不忘延请名师极力课子读书，儒商的香火就这样一代代延续下去。在这样的商业文化氛围内，茶商自是不隔绝于茶道精神的，故能大有作为。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衰落于晚清，大伤元气于五四，继而在文革被连根拔去。中国人从此成为了无根的人，文革后最初是痛苦的回忆，即伤痕文学大行其道，其后痛定思痛，则出现反思文学与寻根文学，寻根而不可得，则民族与文化虚无主义盛行，人心离儒家之道日远矣。近年随着中华国运日开，民族自信心迅速增长，传统文化处于蓬勃复兴之中。茶叶作为传统产业，自然得传统之气息为先且厚，研习与传播茶艺与茶道的风气蔚为壮观，呈风起云涌之势。以此观之，茶行业是一个二元分裂的行业，当代茶文化已经接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天祖气，打通茶艺与茶道任督二脉，茶文化的从业者，醉心于茶道，以茶人自居乃至自许；而茶商没有与时俱进，仍然计较于蝇头小利之中，与时代潮流严重错位，机会主义、实际利益之考量是许多茶商经商处事的圭臬，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认为茶商是等同于奸商的，虽然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当代茶商被集体妖魔化，有其深刻的根源。考之改革开放后的茶商，乃是1978年以来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人，骨子里已被打上草根的烙印。成也草根，败也草根，就是这一代茶商的宿命。

 

商人无利不起早。即便在改革开放前，也有很多茶区的农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从事地下的民间茶叶交易。改革开放后，茶叶作为第三类农副产品早在1984年就放开市场，这是在农产品中最早开放的一批。无数的草根茶商，起身于农村陇亩之间、城市市井之中，以体制外的边缘人物之身份，向体制内的统购统销国营茶企（包括茶厂与茶叶贸易公司）发起挑战，依仗一根扁担与双脚横行天下，建立了辐射全国的大大小小茶叶批发市场，以及多如恒河沙数的茶叶店，在僵化的计划体制外创造出草根茶叶经济之神话。中国改革的最大特色，就是改革最初发生在体制的外围，通过体制外的改革来推动体制内的改革，首先在体制的最边缘——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并建立乡镇企业，农村改革成功了，进而谋求城市国营企业的改革，经过1980年代中期的厂长承包制以及1990年代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国改革逐步完成了由外围到主体的改革，除了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外，在国退民进的浪潮中民营企业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角。茶叶作为中国完全放开市场的行业，绝大多数国营茶企已经完成改制，成为民营或股份制企业的天下。

 

中国茶产业的最大弊病乃在于，茶产业的蓬勃兴起虽然得益于草根茶商的空前活力，但这些草根人物在消解僵化的统购统销体制后，并未建立一种全新的规范化运作体制，而是仍在沿袭以前体制外游击战的老套路。以当代草根茶商的代表——福建与浙江茶商为例，虽然其控制中国茶产业的格局，在业界可谓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其抱团经营，追涨杀跌的本事让其他各地的茶商望尘莫及：福建茶商是靠铁观音起家的，有茶叶的地方必见福建人身影；而浙江茶商是靠绿茶与花茶名振天下，特别是花茶，浙江茶商在云南采购茶菁，拉到广西横县窨花，然后倾销到广袤的北方，占据了花茶60%的市场份额。但令人遗憾的这两地茶商创造的有影响力的茶叶品牌，寥寥无几，大都是在游击战方面下工夫，什么茶叶热销，他们就去生产经营什么茶，从名优绿茶、花茶、乌龙茶到最近的普洱茶，都可以看见其疯狂的身影，这种极端重视投机的行为炼就了市场的不败金身，像珠江三角州数万候鸟型企业一样，为追逐利润回报而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反复迁徙。虽然这样来钱快，可以极大地降低经营风险，但其不要根据地的做法，是很难建立品牌企业的。所以，茶行业充斥着众多的盈利企业，但真正的品牌企业极为罕见。由于，很多企业缺乏崇高的目标，在产业的初级阶段自我设限、自我满足，在低水平竞争模式下必然出现行业整体竞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产品粗制滥造、以次充好、价格体系混乱等乱相。这就是茶商遭受人们的歧视，并被妖魔化的根本原因。

 

中国茶产业的出路在于产业升级，而产业要升级换代，占据行业主体位置的草根茶商必须转型，由马上打天下的草莽英雄转变为下马治天下的体制内商人。云南大学石鹏飞先生说，“文明是欲望的有序实现”。欲望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但无序的欲望会最终毁弃社会，因此欲望必须在有序中来实现，所谓的有序，其实就是制度之别名。为充满欲望的草根茶商，系上体制化的缰绳，必能使之上通中国古代茶道精神，下开现代工商事业，使茶产业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茶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中国茶商本通大道，惜乎现代茶道精神之不存，茶道一通，茶商必定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