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唐宋时期形成的历史高度我们至今都还在仰望，以陆羽为代表的集大成者，带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围在茶桌前，或品评、或争斗、或静享。茶与唐诗宋词保持在最近的距离上，给中国文化史带来了一缕清芬。

 

如今，我们回望历史，研究唐宋的专家学者有很多。这其中又特别是唐朝，那种恢弘大气，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仅仅历史性地留下了惊鸿一瞥，但至今依然惊艳。是什么能量给唐朝注入了那一股恢弘的气势？文化学者将其归因于来自草原的鲜卑血统。

 

崛起于大兴安岭的鲜卑族在自己的发迹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原的优秀文化，一路从深山里的渔猎部族辗转升级到了一个拥有高效组织的政权。从大兴安岭到山西大同，几代鲜卑人在拓跋氏的带领下一路高歌，最后在大同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权，历史上将其称之为北魏。北魏政权的最高统治者内心里是充满着危机意识，他依然如饥似渴的吸收着中原文化，乃至从西方传来的更多先进文明。这些文明痕迹都凝结在了云冈石窟的造像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抵达云冈的时候，曾站在石窟前感叹：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拓跋氏的尝试最终没有获得成功，全盘吸收中原文化，进而否定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造成拓跋氏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裂。丧失了对历史话语权的追认，也就丧失了本民族的凝聚力。北魏政权的危机由内而外爆发。他们给历史做了一次极限尝试，后来的满清在面对本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时候处理方式就要成熟很多，这些启发经验都来自于拓跋氏早期的尝试。

 

历史将魏晋南北朝定义成“承上启下”，主要就是在经历了混乱和各个部族的尝试之后，大融合，大民族正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当历史的争斗开始平复之后，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从山西创业起家的李唐王朝创下了一个世界奇迹。此行我从西安出发，过河西走廊到西域，最后再折回草原从历史中的关隘进入中原。一路上有不少璀璨的文明与城池都和大唐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文化的穿透力与辐射力往往会迸发出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能量，而这一切都是从大同出发的。

 

从大同市区，去往云冈石窟，路程并不遥远，距离云冈石窟最近的是一个大型煤矿，如今这座煤矿也已经变成了一个矿产资源博物馆。明清时期的山西靠的是商贸，后来的山西靠的就是矿。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坦白，他以前对山西存在误解，认为这里就是贫穷落后，依靠煤矿发家致富，缺乏文化和精致生活的底色。但是当他到了平遥，了解了晋商的历史之后，开始向公众坦言，曾经他对山西的误解。其实在茶文化层面，我们对山西也存在巨大的误解。这毕竟是一个富庶之地，赚到钱的晋商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太多本质上的提升。他们带着财富回到家乡，将大把大把的资金投入到了生活方式上。他们留下的建筑，生活器物乃至他们自己消费的一些商品品牌都被推向了一个历史制高点。中国政治上的贵族消费解体之后，我们在晋商身上，看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的民间奢侈消费。

 

晋商用过的器物，多用贵重金属打造，多茶酒器具。酒具精致，茶具古朴，晋商的审美依然受到江南文士审美的影响。在社会等级森严的体制下，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商人也只能通过追求风雅的途径来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在那种社会鄙视链上，风雅始终是占据在高位，有时候连皇帝都不忘附庸一下。所以，在晋商拿钱赎买自己的社会地位时，除了捐功名做慈善，最重要的一个行为就是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精致的生活方式里。

 

他们使用的银质茶具，已经从器形上对不同茶叶品类做了区分，壶的大小，形制一方面要表现主人的审美偏好，另一方面就是规定了不同的使用场景。晋商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茶与待客茶，生活茶以黑茶为主，作为饭后消食茶，以砖茶和千两茶为主。他们自己尊崇这种生活方式，也将这种方式推广出去，并且开发了系列产品。晋商开发的消食茶会用防水的包装材料包好，然后在上面写着某某字号的消食茶。消食茶在明清时期的北方非常流行，特别是在宴饮之后，《红楼梦》里端午节宴饮之后，贾宝玉的贴身丫鬟第一件事就是给二爷沏上消食茶端上来。现在在民间社会还能零星见到晋商的消食茶，虽然也是砖茶，但是和草原牧民煮奶茶的砖茶完全是两种原料等级。我以前以为，黑茶的清饮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当我站在晋商的消食茶面前时，我也有种“抱愧山西”的感觉。

 

过去，我们对晋商万里茶路的研究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晋商的经营项目上。但晋商团队自身的生活方式更值得研究。他们以家族为单位，开创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运营模式，一家大商号，往往以这种制度作为保障，惠及子孙上百年。他们是一个具有购买力的消费群体，也是中国早期的奢侈品消费社群。东西方之间，生活方式迥异，其具体的消费品也有极大的不同。但组成奢侈品的消费语法几乎都是一样的。从原料，工艺以及距离消费地的空间距离构成不等的消费者价值。《红楼梦》里面薛宝钗的冷香丸，从配方上讲，要凑齐这些药引子自少都要等一年，雨水那天的雨，霜降那天的霜，小雪那天的雪···诚如周瑞家的所言，要是雨水那天没下雨，那岂不是又要等一年？这其实就是奢侈品的一个共同语法，古人将其称之为“物以希为贵”。

 

该博物馆错误标识，我拨打了当地旅游局热线，然后馆长出来讨论了一番。普洱茶有柱状，但不会以蓼叶作为内衬，也不会压制如此之紧。前几年，普洱茶名声大噪，千两茶绝迹，很多三四线小县城的博物馆在涉及这个题材的时候缺乏常识。

 

所以，在晋商的茶桌上，招呼最尊贵的客人，往往也会形成一种“物以希为贵”的氛围。这种消费主张不一定能在更大范围内普及，但往往会在更大范围内传唱。但这些，都成了后来晋商奢靡腐化生活的证据，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顷刻间灰飞烟灭。

 

如今的大同，虽然很多遗址现场做了新的修复，并且是以发展旅游业为目的的修复。城墙围起来的空间面积很大，里面的王府，寺庙，街肆零次栉比。政府还在进一步做拆迁工作，似乎要把曾经辉煌的大同重新给我们呈现出来。修复的代价越大，你越能感觉到我们曾经对大同的“破坏”有多大。对大同乃至晋商的误解，其实就来自于这种破坏，太多信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破产后的晋商，戴着个狗皮帽，穿着件脏兮兮的羊皮袄，蹒跚在街头巷尾，我们很难相信，文献中记录的那些让人惊叹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他们曾经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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