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在思茅地委书记的全力主持下,普洱市(时称思茅)顺利召开了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和“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堪称当时的一大盛事。
参与这次活动的各国专家学者,有200多人,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省等普洱茶传统销售地区的茶人,更是首次在大陆发声。
其中邓时海在当时发表的“越陈越香 ”论文,被视为台湾茶人参与普洱茶界专业研究的开端,时至今日,已成为普洱茶界的共识。
不过在这件事背后,还有一件“小事”,为接下来的易武复兴奠定了基础——首次活动大获成果,台湾普洱茶界首次萌生了前往云南这一普洱茶原产地。
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带大家了解,27年的那场易武“ 朝圣之旅”。
落魄不堪的贡茶重镇
1994年8月,位于云南昆明的中国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顺利落幕。不过参会的台湾茶人却没有心思在这里逗留,他们有一个更迫切的愿望:朝圣易武。
原来在20世纪90年代,普洱茶已经在台湾生根发芽,从一开始的“连哄带拐”购入,到现在倾力寻找印级茶和号级茶等高端老茶,很多台湾茶人已被普洱茶所折服。
而这些茶人搜集到的号级茶中,内票上大多标明了“易武正山”字样,这个地方在哪?现在还有没有生产普洱茶?被困扰的茶人们踏上了这次的“ 朝圣之旅”。
会议结束后,陈怀远、吕礼臻、曾至贤等“台湾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的20多人,几经辗转才抵达了位于勐腊县北部的易武乡,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们失望。
当时的易武,虽然很多茶农还在以采茶为生,但当年的茶庄和茶号都早已荒废,甚至连普洱茶的制作技术也几近失传,成了当地随处可见的一座边陲小镇。
一行人在当地领导的指点下,找到了对易武茶历史有所了解的前任乡长张毅,并请这位老领导,带领他们去了过去的六大茶山中心——易武老街。
可惜,今日的老街丝毫看不出往日的盛景,福元昌号、车顺号、同昌号等旧址后继无人,早已荒废,同庆号旧址,已被家族一个不懂茶的远方亲戚翻修成民居。
就连赫赫有名的宋聘号,也在50年前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现在在原地建起了一所小学,整座易武镇只有一所绿茶初制所,曾经的贡茶重镇,如今显得如此落魄。
眼前的这一幕,给仍抱有幻想的一行台湾茶人极大的内心冲击,临走之时,吕礼臻思来想去,还是为眼前的易武镇决定做点什么。
比如说,在易武搭建一个茶庄,重新制作一批易武茶。
首批定制茶品的诞生
1995年,吕礼臻又回到了易武,由于当时政策限制了台湾游客的停留时间,无法亲力亲为的他,只好委托张毅搜集易武大树茶的茶青,以传统石磨工艺压制一批普洱茶。
这里又提到张毅这个名字,实际上作为易武乡的上任乡长,张毅很早以前就在发掘与梳理易武茶的历史和资料,这也是吕礼臻找他合作的主要原因。
但张毅毕竟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熟知各项工艺的制茶师傅,两人寻觅很久,才找到了一位宋聘号的老师傅李官寿,还托人拿到了当时的旧石磨,并开始试制。
不过在第一次试制时,由于采摘标准不清晰,茶农采的第一批茶青全部不合格,只能做出20多斤歪歪扭扭的七子饼茶,这一时期属于摸着石头过河。
到了1996年春,经过多次试验的众人,才试制出了符合要求的茶品,吕礼臻随机下单,正式压制了3吨的传统手工茶饼,并将其命名为“真淳雅号”。
这批茶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使用使用易武乔木大树料制作的规模化普洱茶品,也即老茶界所说的“96真淳雅号”,如今的存世量极少,几乎不在市场流通。
也是在这一年,正式退休的张毅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制茶上,于次年再次生产了三吨真淳雅号,并在1998年创立了自己的“顺时兴”茶庄,制出了98年易武顺时兴号(春尖)。
和吕礼臻等人有着相同想法的,还有邓时海。1994年的“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在场的众人去参观了南糯山的栽培型古茶树,并被古茶树的活力震撼。
据说当时在参观过后,邓时海就找到了省茶司的接待人员,并委托其帮忙寻找南糯山原料,做一批普洱茶留作纪念。
做好的茶品被命名为云海圆茶,由于制作匆忙,用的还是勐海茶厂的七子饼茶通用绵纸包装,为了以示区别,邓时海又拜托其在茶饼中间打了个方孔。
次年,邓时海又委托生产了第二批“云海圆茶”,这次是景迈山的大树料,并用上了白绵纸,不过这两批“云海圆茶”量都很小,加起来也没有3吨。
不管是“云海圆茶”,还是“真淳雅号”,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其实都属于实验性质的茶品,其最大贡献,就是引来了第一波的台湾茶人赴云南定制茶风潮。
比如台湾高雄的茶人庄荣洁,在很早就萌生了自己定制普洱茶的想法,在“云海圆茶”和“真淳雅号”相继问世后,他决定将这种想法变为现实。
不过他并没有走吕礼臻和邓时海的老路,而是在广东芳村找到了一个靠谱的茶商合作,委托茶山资深收茶人上山收料,并成为了勐海茶厂首批来料加工客户。
这个靠谱的芳村茶商是叶炳怀,他们合作定制的第一批茶品,叫“99绿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