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金三角地区聚集了大量号级茶庄？号级茶庄逃难地？猛景紧茶
猛景紧茶是号级茶时代的生产茶品，之前据说是由在普洱市辖内的“猛弄”茶山，但内飞上印有的“Möng Lūng（猛弄）“，实际上位于缅甸的孟萨地区。
“Möng Lūng“，北纬20°43'5"，东经99°36'2"，是靠近老挝和泰国边境的一个缅甸村落，用更有辨识度的语言来说，这里正是金三角的核心地带。
为什么一款颇具传奇色彩的老茶，会来自中国以外的地区？以毒品和混乱闻名的金三角地带，当年会生产普洱茶吗？与号级茶时代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今天这篇文章，就来揭秘，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号级茶庄的海外流亡史。
特殊的地理优势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云南生产的普洱茶，可以从蒙自海关出发，直接运到越南海防，再走水路抵达中国香港，要比走内地运输快捷得多。
得益于这份便捷的交通，当时的缅甸掸帮，和云南的马帮经常有商业往来，关系还算不错，而且也经常仿照易武的茶庄生产普洱茶。
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的国际局势影响，这条特殊的运输道路被叫停，但老挝和缅甸，还是有一些本地产茶叶，以以边境贸易的形式进入国内。
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云南普洱茶有一段时间无法调运到香港香港，香港茶商只能到泰国清迈地区，购买各种泰国青、马来青、并学习普洱茶发酵方法。
但当时泰国、越南、老挝地区战乱频繁，尤其是金三角地带，被当地的残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占领，很少有人敢在那里进出，更别提买卖茶。
不过香港南天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周琮先生是个例外，其父亲周禾书早些年曾是缅甸的华侨领袖，与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和民国大佬李公仆很有交情。
这种时断时续的边境茶叶贸易，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短暂繁荣，当时香港市场对普洱熟茶的需求量极大，一些品质不佳的普洱茶，也拥有了一定市场。
在当时，缅甸、泰国、老挝和越南都分散有私营茶庄，以普洱茶、六堡茶、六安茶等名义，进入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茶叶市场。
不过这些茶叶工艺非常粗糙，品质和价格都远远不如云南生产的普洱茶，但凭借相近的茶叶原料，当时很多消费者都分不清这些以次充好的茶叶，喝了才大呼上当。
而除了这些粗制滥造的茶叶外，东南亚生产的“普洱茶”中，也有少量工艺精良的“正规军”，有些老香港茶客甚至认为这和民国时期的号级茶工艺有相似之处。
要知道当时国内的普洱茶生产，早已完成三大改造，进入了计划经济下的国营茶厂时代，这些颇具号级茶遗风的茶叶，又是谁生产的呢？
难言的流亡之旅
这就要说到一段特殊的历史了。为方便茶友们理解，这里以“敬昌号”为例，为大家科普新中国成立后，流浪在国外的号级茶庄。
敬昌号茶庄于1941年开始创办，与乾利贞宋聘号、可以兴等其他号级茶庄相比，敬昌号虽然起步很晚，但起点比较高，属于大气晚成的类型。
敬昌号背靠通海（时称河西）豪商马家，最早是这个大商号旗下源馨茶厂的商标。前期的销售氛围也比较小，主要承接易武和江城地区的揉制业务。
在1945年之前，敬昌号主要的产品线是圆茶，通常销售到香港和泰国等地区，主打价格优势，很快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成为仅次于宋聘和同庆的第三梯队种子选手。
得益于良好的销售情况，敬昌号得到了总号的大量资金支持，不过其经营理念不太厚道，在抗战时期大量收购低价成品再集中销往香港，大发了一笔战争财。
到了抗战后期，由于暴力砍伐和茶园撂荒，江城的茶叶资源几近枯竭，敬昌号只好使用易武的茶叶原料继续生产。
直到建国前后，敬昌号还有能力继续生产和销售茶叶，在其他茶庄日渐萎靡的背景下，这种还能维持日常运转的经商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可能是发了战争财的原因，敬昌号的最终结局也比较悲惨：茶厂一把手李文相，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态度恶劣，被政府击毙，自此结束在国内的经营。
而敬昌号剩下的人员，则因为畏惧新政权出逃到了泰缅边境地带，这些人被国民党的一支残军俘获，最终落脚在了地处泰国、缅甸、老挝的金三角地带。
这些人中，有曾担任过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重要职位的李拂一，有前昆明瑞丰茶庄创始人，和江城敬昌号茶庄创始人。
在国民党残军的庇护和要求下，这些熟悉普洱茶制作的茶庄伙计，就在当地重新组建了茶庄，用生产的茶叶维持部队的一部分支出。
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进入缅甸，消灭了这支盘踞在金三角地带的国民党残军，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公约考虑，将一部分俘虏交给了台湾。
而剩下的这些俘虏，和畏战逃跑的逃兵，大多退进了泰国，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原国民党五军的段希文部残军和家属。
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人接受泰国政府的收编，加入了泰国国籍，据说部分熟悉制茶的老人，在日子安稳后又拾起了这份手艺，指导本地茶叶生产，在当地地位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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