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香港即将回归,从民国起就经营普洱茶的香港老茶庄与大酒楼大量外迁,批量抛售手上的普洱老茶,成了千载难逢的捡漏良机。
这一年,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盘踞香港茶市三十年之久的香港南天贸易公司颓势渐显,而与其交接的云南省茶司也再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
今天这篇文章,就来和大家聊聊,对普洱茶产业意义重大的1996年。
出口茶中的小透明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云南普洱茶的经营自主权,被下放到新成立的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以下简称省茶司)这一时期的普洱茶,有了一个新名字:“云南七子饼茶”。
七子饼茶的包装,与号级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外包纸上印有“云南七子饼茶”及拼音字母的字样,包装中心也延续了八中茶标志,大部分种类以绿色字体为主。
1991年以后,由于内部的制度改革,“省茶司”改为“中国上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不过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出口,大宗普洱茶依然卖不出什么价格。
其中的缘由,主要是因为当时茶叶的定位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在茶叶是管制物资,经常被用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用于换取宝贵的外汇。
国外饮茶大多偏好红茶,在众多出口茶中,红茶是绝对的“大哥”,国内各地的省茶司,当年就大多负责对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的红茶出口。
有意思的一点是,当时主要是易货贸易,比如苏联就喜欢用工业品换国内的红茶,化肥,小汽车,摩托,1952年国家甚至还用4000吨茶叶换回百架米格机。
在如此规模的红茶面前,主要面向东亚国家出口的普洱茶就显得“小打小闹”,即使是在云南省茶司,普洱茶的出口比重仍不大,利润也很低。
此外,当年出口茶叶由国家按照茶叶报价直接拨款,因此省茶司其实是没有定价权的,只需要也只能负责生产和出口,这可能也是当时普洱茶卖不出价的原因。
囤积多年的库存茶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各个产业,计划经济的生产惯例被更具效率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格局大多被打破。
而经营茶叶出口的云南省茶司也不例外,1993年,国家一纸批文,让省茶司正式实行部门承包制,规定每个部门每年缴够茶叶库存价值的10%即可自主经营。
政策一出,其他部门都是干劲十足,而普洱茶部门却感觉压力倍增,原来由于普洱茶的可存放特性,以及往年生产计划的剩余,普洱茶的库存是非常大的。
高昂的“资金占用费”,再加上部门内的人员工资,还要背上银行利息,在这么多的压力下,省茶司的普洱茶部门还想办法挪出经营费用以开拓市场。
更糟糕的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惯例,经营外贸生意都是先盘货再出口,客户拿到货后再通过当地银行打款,周期相对较长,占用资金也较多。
占市场大头的香港市场在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香港地界存土寸金,存放成本很高,很多茶庄和茶商都不想囤货,因此即使是大订单,也都是少量多次发货。
这些出口到香港的普洱茶中,7572、7542、8582、8592等饼茶,7663、7653等沱茶只占少数,真正的大头是各种等级的普洱散茶(包括很多级外茶)。
而刚制好的熟茶,往往需要放置一段时间去除堆味,才能发往香港市场,满足南天公司“茶叶到了香港就能直接喝”的要求,一来二去,很多货就压了仓库了。
总之,想办法处理往年的这些库存茶,就成了改制后省茶司普洱茶部门的首要难题,由此开始了一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销售战。
产量倍增的定制茶
1996年,经过了三年的政策调整与适应,各部门已经完成初步改制,原先的特种茶部,重组改建为“普洱茶部”,后来还发展出了普洱茶一部和二部。
当时销法沱在欧洲市场的爆火,省茶司也很重视这块,还将沱茶从普洱茶管理中分了出来,成立了专门的沱茶部,不允许其他任何部门插手。
而除了销法沱外,各部门都可以自行找茶厂制作普洱茶并从事销售,此时又恰逢香港回归前夕,在内外部多重原因下,香港茶市的头盘商制度也无以为继。
以前生产出口的饼茶,外包装大多为“八中茶”商标,内包装或内飞上标注茶厂名称,如7542内飞上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茶厂出品”字样。
而在1996年以后,改制后的部门自己找渠道生产的普洱茶,包装内飞就不再强制要求印茶厂名称,茶品大都只印上“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品”。
另一方面,新的部门承包制,也让几大国营茶厂不太适应,由于来自省茶司的订单减少,很多茶厂除了生产常规产品外,也开始承接各路茶商的订单。
很多茶商的定制茶都有个性化要求,比如自己选择原料、绵纸,在茶饼里夹些东西, 比如丝带、大叶片,或者直接在绵纸上印个记号等等。
有人说,这一时期有很多品质差强人意的茶叶,其实真相是之后的普洱茶复兴,让这类定制茶产量剧增,总体数量增长下,遇到劣茶的概率自然也会增加。
因此,并不是说这段时间生产的普洱茶都不是好茶,相反,其中很多茶的品质还高于常规产品,尤其是勐海茶厂的来料加工制下的很多茶品,更是市场中的明星。
而鉴定,验别这些老茶的优劣,为茶友们带来更多正品干仓的精品老茶,就是小茶胡一直在做的事情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