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云南茶文化的重地。这里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与滇藏茶马古道的十字路口，不仅是茶的集散地，更是茶文化交流碰撞之地。

 

1902年，下关沱茶在此诞生，120年来，它丰富着普洱茶的滋味和意蕴，成为云南普洱茶重要的品类之一，它的生命沿着漫长的道路向前延伸，生机勃勃，让无数人爱不释手，成为茶席上离不开的陪伴。

 

这周，让我们顺着时光的线索，读一读下关沱茶的前世今生，感受它120年积累的神奇力量。

 

那天端坐在苍山半山腰，俯视苍洱山水间秀美而富饶的大理坝子时，思绪如腾云翻滚。遥想当年南诏大理国的文治武功，风花雪月间妙香佛国的渺渺梵音，浩荡大马帮的来来往往……视线一时飘忽起来。当隐约间南方丝绸之路与滇藏茶马古道在洱海的上空呈十字交叉时，“古时的大理是云南的茶文化中心”的想法呼啸而出。

 

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基础

说云南茶文化或者普洱茶文化，许多人往往会忽视大理。至多，也就是梳理一下感通茶、下关沱茶、白族三道茶等在云南茶文化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将大理当作古时云南茶文化的中心来看。原因似乎很简单，大理地处云南茶主产区的边缘，也早已不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云南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正是在大理，云南古代茶文化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初步形成了现如今独具特色的云南茶文化之雏形。因为大理，是最早具备形成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地方。

 

关于云南茶的最早记载，出自樊绰于唐咸通三年（862年）撰写的《蛮书》卷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条被引用得有些泛滥的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其实是十分丰富的，但许多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产茶上，却往往忽略了其政治背景和饮茶习俗。

 

在南诏开疆拓土建立南诏国之前，云南的许多地方基本处于部落时代。各部落间，特别是如今普洱茶主产区的滇南各部落，虽然已存在不同形态的饮茶习俗，但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争斗频繁，所以茶的种植和饮茶习俗的推广都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面，一直到南诏国建立后才得到极大改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是明证。

按樊绰对银生城地理位置的描述，可以推断“银生城界诸山”，也即南诏国统辖下的“银生节度”大致范围是今普洱、西双版纳一带，这些地区离南诏国都所在的大理有不小的距离。在当时的通达条件下，要将茶叶成规模地运到大理一带，没有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权进行管理和协调是难以想象的。

 

南诏国的建立，则为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照史料可以发现，南诏时期至少在洱海周边，已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蛮书》成书时，由蒙舍诏（南诏）统一洱海周边其他五诏后建立起来的南诏国，其疆域远超今天的云南省境。其政权的主体，尤其是贵族上层，也早已经从南诏的发祥地巍山搬到大理坝子。因此，樊绰所谓的“蒙舍蛮”饮茶法，至少已经是大理坝子及其周边地区较为普遍的饮茶法。

当时的洱海周边地区，是唐南诏国和宋大理国的都城所在地，自然是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流行的风尚必然会对整个云南的生活习俗产生巨大影响。故而可以推断，随着南诏的强盛，在滇池地区筑拓东城（古昆明城）后，所谓“蒙舍蛮”的饮茶习俗，自然也会传播到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并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开去。

 

亚洲文化交融的十字路口

当然，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的初步整合与形成，除了南诏大理国时期政权稳定、经济繁荣外，还与大理所处的特殊自然地理位置，以及这种地理位置带来的文化交融有着紧密关系。

如果我们对照历史脉络和地图就会发现，无论是南方丝绸之路还是滇藏茶马古道，有一个重要的节点是无法避开的，这就是大理。如此特殊的地理节点，让大理早在唐宋年间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就成为商旅、马帮南来北往的重要物资集散地，更是一个来自各个地方的颇具差异性的多元文化汇聚地。当两条古道在大理相遇，呈十字型交错后，各种文化在大理交汇融合，碰撞并迸发出别样火花，因此大理也有“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称。

 

南方丝绸之路是比丝绸之路更早出现的陆上大通道，一头串联起四川乃至更为广阔的中原大地，一头串联起印度以至范围更为宽广的南亚、西亚一带。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通过大理，在这条细细的纽带上双向传播，现今我们在大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种这些文明在南方丝绸之路上传播，以至落地生根，与当地文化交汇融合留下的烙印。

至迟出现在唐初的滇藏茶马古道，从出现之日起就是连接起滇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当产于“银生城界诸山”的茶叶被运到大理后，商队马帮经丽江、中甸、阿墩子（德钦）可抵达西藏，又带着西藏的马匹、土特产品、药材等回到大理。因此，滇藏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起云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

 

在这种区位优势下，发端于四川的中国古代茶文化，可以通过起点为成都的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大理；产于“银生城”广大地域的茶，可以通过滇藏茶马古道经景东、巍山运到大理；两条古道沿线各民族的饮茶习俗，自然而然地也可以传到大理。特别是连贯产区与销区的滇藏茶马古道，连接起了包括布朗族、拉祜族、彝族、白族、回族、藏族、汉族等众多少数民族，沿线可以看到迄今还存在于生活中的布朗族酸茶、彝族烤茶、白族三道茶、纳西族盐巴茶和“龙虎斗”、藏族酥油茶等各种原始而丰富的饮茶习俗，所以这不仅是一条茶叶运输的大通道，还是原生态茶文化展示的大走廊，既有内地影响又有独特民族地域特色的多元饮茶习俗。

所以，当南诏国政权建立起来后，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以及地理位置上的特殊优势，云南古代茶文化在大理首次得到了整合与萌发。

 

沱茶重塑大理的茶文化地位

大理国灭亡后，从元朝开始，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开始向昆明转移，但正是由于南方丝绸之路和滇藏茶马古道的存在，再加上大理扼守滇西、滇西北的特殊地理位置，大理依旧是云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整个云南，能被称为“文献名邦”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建水，另一个就是大理。也因此，大理对云南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一直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尽管大理不是云南茶的主产区，但并不意味着大理不产茶，而且种茶的历史并不短。早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也就是1000多年前，感通寺周围就已经开始种茶，感通茶后来还成为了云南的历史名茶之一。而被更多人忽略的，是大理茶。

 

这里说的大理茶，是一个与大叶茶等同的茶种，1925年由英国梅尔基奥尔根据采自苍山的野生茶树标本定名。大理茶（Camellia taliensis）属山茶属茶组，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南部及缅甸北部地区，在大理、漾濞、昌宁、瑞丽、凤庆、景东等县市具有广泛种植，叶片可用来制作普洱茶及红茶。事实上，大理茶在云南有着悠久的利用和栽培历史，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代的文字记载。在滇西和滇南茶区，历史上也曾有过大面积的大理茶园。但近一两百年来，大理茶逐渐被大叶茶替代。

 

这些都从很大程度上说明，历史上的大理不仅是云南的茶文化中心，还是茶种的起源地之一，也是云南较早栽培和利用茶叶的地方。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年间，大理下关更是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以及茶叶的生产加工地。从云南茶叶主产区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进行加工，然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被运往川渝一带，或者是通过滇藏茶马古道被运往藏区。

 

雍正到道光年间（1723～1850年），随着滇川、滇藏贸易加强，下关陆续开设多家堆店（早期的物流公司）和商号。光绪元年（1875年）喜洲的“永兴祥”创建，到1902经增资扩股后改名为“永昌祥”，总号迁至下关并创制沱茶，下关沱茶由此诞生，最终形成了如今普洱茶在形态上砖、饼、沱三足鼎立的态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永昌祥商号在下关开设了第一家以茶叶精制加工为主的茶叶精制厂。下关沱茶的创制，不仅进一步奠定了大理成为重要茶叶集散地的地位，而且也重塑了大理在云南茶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一时间在下关这块狭窄的地方，涌现出来诸如永昌祥、洪兴祥、复义和等数十家商号和茶叶精制厂。1941年3月，下关茶厂的前身康藏茶厂正式在下关成立……

 

从中可以看出，无可替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大理自唐宋以来一直是整合云南茶文化的重要基地。云南普洱茶文化的最初形成与后来的整合发展，无论在器物形态上还是在精神文化形态上，大理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因此，大理在云南茶文化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