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普洱茶产业来说，1996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在这一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国力稳步提高，普洱茶的几大阵地也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老茶货源转移，回归前夕，香港出现了移民潮，一些已有百年历史的香港老茶庄与大酒楼歇业，大量抛售手上的普洱老茶，被几位大茶商接下，许多明星老茶的大货发生转移。

 

其次是消费市场变化，这年国家取消了茶叶的出口配额，层层下放的港澳头盘商制度无以为继，昔日霸主南天公司也宣布半停业，深圳富华公司则承接了大部分香港市场的需求。

 

最后是生产管理变动，实行部门承包制的省茶司分出了几十个自负盈亏的事业部，大家都可以做普洱茶生意，甚至还可以代理云南几大国营茶厂出口茶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年普洱茶行业接连出现的大变动，还要从普洱茶此前的定位说起。

 

大众饮品普洱茶

自1972年起，省茶司就取得了云南普洱茶的自主经营权。

 

此后的三十年间，市场上普洱熟茶火爆，7542盛行，紫天饼后而居上，出手阔绰的日本茶商也找省茶司定制不少普洱茶，还意外出现了火爆欧洲的销法沱。

 

但总的来说，普洱茶在省茶司的出口茶叶占比中并不大，利润也非常低，消费集中在港澳，在东南亚和日本地区只有部分出口，影响力也有限。

 

南天贸易公司老板周琮就曾开玩笑地说：我们做的都是“湿湿碎”生意。主管普洱茶的省茶司特种茶部经理昌金强也坦言：红茶、沱茶、咖啡豆都赚钱，就是普洱茶不赚钱。

 

而在众多出口茶中，世界级饮品红茶是绝对的“一哥”，各地省茶司，当年就大多负责对苏联的红茶出口，也有大量红茶出口至西方国家，换取了宝贵的外汇。

 

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中国曾用茶叶换来化肥，鱼竿，乃至汽车，摩托，运输机，建国初期还创下用四千吨茶叶换回一百余架米格战斗机的壮举。

 

而相比之下，普洱茶不仅总量小，定价权也不在省茶司手上，当时普洱茶一般以大宗出口，数十年来都卖不出什么价。

 

利润有限之下，包装上自然能省就省，所有饼茶大都用相同的绵纸，散茶更是装麻袋一捆完事，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云南普洱茶极其优秀的用料品质。

 

当年国家规定云南普洱茶定价必须高于其他地区产普洱茶，但之后还是被云南普洱茶挤出了市场，当年还有日本茶商把云南普洱茶简单加工后翻价百倍出售的情况。

 

在计划经济时代，职权有限的省茶司基本无力改变这一切，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改制后的省茶司即将在普洱茶行业掀起一轮大市场变革。

 

国家取消茶叶统销统购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发现国内外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加，统购统销已不太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并就此向前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黄国光征求意见。

 

1984年，国务院关于同意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的75号文件正式发布，确定除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外，内销茶实行多渠道、开放式的流通体制；出口茶签订购销合同，灵活经营；试办茶叶生产补偿基金制度的政策。

 

虽然在政策层面内销已经彻底放开，但各部门受旧时计划思维影响颇深，出口上行政程序的惯性也依旧，如第一批88青依然需要获得国家经贸部和铁道部批条后才被允许运往香港的。直到1993年，实行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才算是全面取消。

 

于此同时，为激发公司活力，省茶司总经理邹家驹大胆提出，除部分承担核心保障职能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全部打散，三人以上就可自由组合成一个新部门，负责人成为模拟法人。

 

这种模拟法人制的核心是公司提供资金，部门自负盈亏，为此人员工资、水电伙食都会纳入成本，觉得自己有能力的，甚至可以选择面积更大的办公室。

 

在短暂的混乱后，公司内人员迅速重组，一时间涌现出大大小小7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可以自主经营茶叶业务，省茶司的业务面一下子拓展开来。

 

到1998年左右，自由交易的茶叶市场已初具雏形，只要你能找到客户，茶厂，和原料，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茶品，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茶商都去找省茶司定制茶叶。

 

与此同时，原先的普洱茶定点生产企业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省茶司就将这些订单分散到众多茶厂，也刺激原先的几大国营茶厂转变经营策略。

 

其中，效益低下的昆明茶厂从地价昂贵的老螺蛳湾市场附近搬到市郊的十里铺，由原昆明茶厂审评科长带领旧员工继续生产，其他员工或转职，或改行，不复昔日繁荣。

 

而本应破产倒闭的勐海茶厂，则在阮殿蓉厂长的带领下起死回生；下关茶厂则依然是国家指定的定点边销茶生产企业，业务短暂低迷后就迅速崛起，成为当时的茶企龙头。

 

省茶司部门承包制改革

到了1999年，茶叶外贸彻底放开，茶叶实行出口登记，内外贸合并，远在深圳的富华公司率先进行试点改制，又占了临近香港市场的优势，发展相对较好。

 

市场开放之下，有很多港台茶商提出市场茶品过于单一，而且也不再想局限于靠传真电话和广交会交流，而是要求亲自到云南茶山实地考察定制茶品。

 

这些外地茶商，有的通过富华公司找到省茶司定制茶品，后来富华自己也在昆明设立事业部并建立茶厂，游走在福海、龙生、勐库戎氏、郎河茶厂等中小茶厂里收购毛料，满足客户定制和自己加工的需求。

 

富华的这种定制茶业务，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富华经理张勤民和香港荣记茶行老板吴树荣前往易武，通过勐腊外贸局收来上好的易武茶，并在昆明压制，统一用中茶版面，以9682的唛号上市。

 

这些早期易武茶，有的由香港茶商买下入仓，有的流入马来西亚，有的则留在张勤民手里，因为是首次采用石磨压制，饼型粗糙不规整，被市场称为“牛屎饼”。

 

前富华经理张勤民

 

茶叶市场变天，诸茶企曲折求生存，巧合之下，原大渡岗茶厂供销科副科长陈世怀与富华业务员合伙创业，在易武建立昌泰茶行，首批茶品即为99易昌号。

 

2002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吹起一股普洱热，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一时间，普洱茶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投资品，省茶司更是门庭若市，订单量直接爆满。

 

面对这些海量订单，省茶司只好授权给许多小茶厂生产，这些茶品可以使用“中茶牌”包装，但内飞上大多没有茶厂名称，而是“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品”，或者是八中茶标。

 

有些茶商的定制茶还有差异化需求，比如要求自己选择原料、绵纸，在茶饼里夹些红金丝带、大叶片，或者直接在绵纸上印个记号等。

 

混沌未明的市场，五花八门的定制茶，真假难辨的八中茶，有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有人将这一时期的茶品一棒子打死，其实真相是茶叶总体产量大增，劣茶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并不是说这一时期没有好茶，正相反，其中很多茶的品质还高于常规厂货，如勐海茶厂来料加工时期的很多定制茶，当时也不被看好，都是后来才被市场发掘的。

 

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人会关注这些茶的品质，大家都只关心这些茶叶的升值价值，市场很快过热，人们却浑然不知，虚假泡沫越吹越大，待其戳破之时，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普洱茶市场大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