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中央政权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国策，使得茶叶得以流传到世界更广泛的地区，也为“海上茶叶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茶叶的海上之路最早是通往中国的海上近邻日本和朝鲜，主要线路是从江苏、安徽、浙江和福建铁观音等茶区出发，由宁波、扬州和泉州的港口人海。此外，茶叶输往海外其他国家的主要海路有两条:一是从江西、浙江、福建茶区出发，经宁波、泉州和广州的港口人海，直接横跨太平洋运往美洲。第二条是从中国的茶区输往南洋，再驶过印度洋、波斯湾和地中海等地销往欧洲各国。

    公元851年，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中介绍了中国广州的情况，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茶叶。公元14一17世纪，中国的茶叶经由陆路输往中亚、波斯、印度西北部和阿拉伯等地区，再通过阿拉伯人，首次被传到西欧。

    这一时期，欧洲的传教士也开始来到中国传教，不但为中西方文化的沟通交流搭建起桥梁，也将中国丰富的物产，特别是茶叶介绍到欧洲。其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是其中居功奇伟的一位。由他著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对中国的茶风、茶俗进行了详细而其体的记载。葡萄牙也有一位叫做克鲁兹的传教士曾于1556年前后在广州定居传教。他观察并记录下中国人的茶事活动，并将其载入专门介绍中国的《广州述记》一书，该书于1569年出版。

    在17世纪初的时候，荷兰人从澳门装运中国绿茶，然后运输到欧洲。由于只有荷兰人掌握着茶的资源，因此茶在当时的欧洲非常名贵。茶和贵族的奢侈风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当时的欧洲，茶仅仅只在宫廷贵族和豪门世家之间出人，饮茶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和骄傲。到了17世纪的下半叶，荷兰输人的茶叶的数量渐渐增多，饮茶才稍稍从贵族之家传播出来。一时之间，文人名士对于茶叶赞美讴歌，市民阶层则对饮茶兴趣浓厚。饮茶不仅仅成为一种饮食习惯，还成为一种社交行为，甚至有人沉浸于饮茶的社交活动中，弃家庭于不顾。当时的戏剧《茶迷贵妇人》，反映的就是这种现象。中俄两国于清雍正五年(1727)签订互市条约，开始以中俄边境重镇恰克图为中心进行通商贸易，茶叶便是其中重要的商品。商人们将茶叶用马匹运到天津，然后再用骆驼运送，驼队穿越茫茫大草原和万里大沙漠，最终抵达中俄边境口岸洽克图进行交易。俄国商人们将茶叶贩卖到西伯利亚伊尔库兹克、乌拉尔、秋明等地区，甚至一直运送到遥远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

    这条贯穿南北、水陆交替的运输之路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出发，途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直隶(今河北省一带)以及内蒙古，最终到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恰克图，全程4600多千米，被人们称为“万里茶路”。这条茶路持续兴盛了150余年，是一条堪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辉煌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