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上，历史浓墨重彩地绘制了一条条通往印度、欧洲，甚至非洲的道路，即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元狩元年（前122），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历尽艰辛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由此推测，在官道尚未开通之前，大汉的西南方早已存在一条由蜀地通往身毒国（今印度）、大夏的民间商道。

 

　　西南早期商道的形成

 

　　现在的人们对于西南早期商道的开通时间已难以考证，然而从中外资料中不难查阅到相关记载。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谈到，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有：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学者方国瑜据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该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季羡林在《大唐西域校注》中谈到，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是西南的“蜀身毒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乔底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中国的“成捆的丝”，可见中国内地的丝织品或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南方这些早期的商道，主要以丝绸贸易居多，因此，学界习惯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然而，南方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据唐代僧人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被运输出去，而来自康藏及周边地区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来到川、滇等地。

 

　　晚期，南方的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茶叶被藏族同胞接受后，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民族的饮用而得名。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的兴衰

 

　　在民间，“茶马互市”雏形约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唐代形成了特定规则，互市的情形也多见于史书记载。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销往海外，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此时，内地商人与北方民族在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今俄罗斯及欧洲等地。

 

　　唐宋时期，喝茶之风日盛，茶叶也逐渐进入藏区及周边地区人们的生活。因康藏属高寒地区，平均海拔在三四千米以上，人体需要摄入大量高脂肪食物以补充热量，藏民主要以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为主食，蔬菜极少，肉食的消化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且糌粑性燥热。而茶叶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茶叶既解油腻，又防止燥热，在长期的生活中，藏民形成了喝酥油茶的习俗，藏族古谚语所说：“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翻译成汉语即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然而，藏区并不产茶。在内地，民间生产生活和军队征战均需大量的骡马，但内陆也大多不产马，而藏区和川、滇边地却产良马。于是，物产的地域特点促使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应运而生。

 

　　宋初沿边州郡“市马”成为定制，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形成，西北藏族地区成为宋朝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今甘肃天水) 各置榷茶司、买马司，后合为茶马司，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元代时，官府废止了宋代实行的茶马治边政策。由于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马源充足，购置战马已不是其主要战略意图，对外的茶叶贸易量大为缩减，但西北少数民族、西南周边属国对茶叶仍有大量需要，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双向贸易刺激，单向交易较为普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贸易的繁荣。总体而言，元朝茶叶贸易并不兴盛。

 

　　到明代，茶马政策又得以恢复。朝廷通过与吐蕃的“茶马互市”获得大量的战马，而藏人也同时得到生活的必备品——茶叶。朝廷在西南、西北大量设置茶马司，朱元璋曾立法明令禁止私茶出境。到了明朝后期，私茶贸易大量增加，禁令越多走私越甚，利益也越大，茶马互市也到达了极为繁盛时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一匹最多换茶叶120斤。明万历年间，定上等马一匹换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中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足见当时茶马交易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清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茶马管理制度。清初，为大量扩充战马的需要和获得茶马交易带来的巨额税收，清政府推出了严苛的贸易管控措施，在各地广设茶马司，推行“茶引制”，并在政策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顺治十八年（1661），五世达赖请求在云南胜州（今永胜县）设置互市，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云南产的大叶种茶得到大量推广，出现了近十万亩茶园。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了普洱府，并在思茅开设了总茶店，由政府垄断经营。雍正十三年，朝廷在云南实行“云南茶法”：朝廷准许在云南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购茶一百斤。而且规定交易之茶需为圆饼状，每个圆饼重七两，七个圆饼为一筒，每筒四十九两，每筒征税银一分，每张“茶引”可买三十二筒茶，上税银三钱二分，永为定制。茶法实行后，推动了茶叶的发展，收税、过关检查较为方便，统计茶的重量只用数数即可，不按规定数量做饼茶的茶商、茶农会受到严格惩处。至清代，茶马治边政策有所松弛，私茶商人较多，在茶马交易中则费茶多而获马少。雍正十三年，官营茶马交易制度终止。

 

　　民国时期，除官营占较大比重外，民间交易也极为繁盛。二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于是茶马贸易再次达到了鼎盛。二战结束后，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地位所限，以及现代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茶马古道渐渐被荒废，只存在乡村间的短途运输。茶马贸易虽淡出了百姓的生活，但这条繁荣了十几个世纪的商道留下了独特的文化记忆，沿途的古遗迹成为人们记忆马帮生活、感受古代民间及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