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世界茶树之源，也是最早饮茶和对茶树进行人工种植的地区之一。但在公元8世纪南诏建国之前，却没有对饮茶习俗的文字记载。云南古代饮茶，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是唐代樊绰的《蛮书》。其卷七，云南管内物产条云：“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条珍贵的史料具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它至少说明了以下两个问题：

 

　　南诏国时期，至少在大理苍洱周边，已经形成了普遍的饮茶习俗。

 

　　《蛮书》成书的时候，蒙舍诏已经统一六诏，其部落的主体，尤其是贵族上层，已经从蒙舍诏的发源地——今日的巍山搬迁到了苍洱之间的大理坝子。因此，樊绰所谓的“蒙舍蛮”饮茶法，就是大理坝子及其周边地区的饮茶法。茶饮，在南诏时期，至少在洱海周边地区已经比较普及。而洱海周边地区，则是当时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这里的流行风尚，必然对整个云南的生活习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推断，随着南诏的强盛，在滇池地区筑拓东城（古昆明城），所谓“蒙舍蛮”的饮茶习俗，自然也会传播到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并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开去。由于拓东城在大理国时期的地位不断提升，成为大理国事实上的另外一个国都（所谓“陪都”，即备用的国都），至此在大理国时期，流行于苍洱一带的茶饮习俗，已经成为遍及云南的生活风尚。

 

　　南诏国的建立，不仅整合了云南的部落文化，也整合了云南的茶文化，形成了最初的云南茶文化。

 

　　在南诏统一六诏以前，云南的各个部族之间虽已存在不同形态的饮茶习俗，但因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争斗频繁，即使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文化交往，但茶叶的种植和茶饮习俗的推广，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面，在南诏统一六诏之后才有了极大的改善。而这，“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就是明证。根据樊绰《蛮书》卷五中对“银生城”所处地理位置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断所谓的“银生城界诸山”，也即南诏统辖下的“银生节度”大致的管辖范围就在今日的普洱、西双版纳地区。而这些地区，离南诏的中心地区苍洱一带，有着不小的距离。在古代交通条件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出产的茶叶要成规模地运到苍洱一带，没有一个统一政权管理与协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南诏国的建立、发展，不仅整合了云南的文化，也极大地整合了云南的茶资源、茶文化，推动形成了比较普及的云南茶饮习俗。而这种习俗，到了大理国时期，又不断发展和传播，并且随着云南茶叶与内地和西藏地区的贸易不断扩大，云南的茶饮文化对外部世界也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综上所述，正是因为南诏、大理国的建立和发展，形成了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政治经济基础，极大地推动了云南茶叶的种植、贸易和茶饮习俗的广泛传播。

 

　　佛教在大理的传播，最早形成了云南茶文化初步整合的心理文化基础。

 

　　从公元8世纪到公元13世纪，云南在以今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统治之下。这是中华大地上两个极为特殊的政权。这两个政权虽然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汉代的西南丝绸古道（东西走向），民间商贸形成“盐铁道”，“茶马互市”的茶马道（南北走向），在这里交叉，又因为佛教由印度随着这两条道路的传入，成为了后来学者们所称的“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这就是所谓佛教在这里嬗变为“妙香佛国”的文化传统。在这两个延续五百多年的国度中，佛教文化成为这个国度的主流文化。在这个文化系统的影响下，南诏大理国呈现出诗一样美妙、童话一样浪漫、与中原迥异的各种文化景象。这里几乎家家拜佛，人人信佛，尤其崇拜美女阿搓耶（即观音菩萨），观音堂、观音寺、观音神位，随处可见。苍山洱海之间，处处香烟缭绕，经乐不绝于耳，一派妙香佛国景象。在这个国度里，也要举行一种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管理国家，但这种科举却是那么另类：第一步考儒家经典，但考得极其肤浅，只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使用汉字的能力，丝毫也不在乎经典后面的义理，第二步考佛学修为，这才是真正选拔的标准，所以这个国度的统治阶层大多是一些深通佛学，清静冲虚的“僧官”。官员如此，国王也如此，特别是大理国的国王，竟然有9人逊位出家。这其中，虽然并不是每一位国王都是自愿出家，但逼迫逊位的国王，并不会人头落地，而是有一个清静之处可去，去了之后也不思复位，不再担心遭到迫害。这种能进能出的景象，真正实现了所谓的古代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文明”，而这，是充满阴谋与血腥的中原宫廷政治中所难以想象的。上层如此，下层自然也如此。在这个国度里，家家奉佛，人人礼让，互敬互爱，相处如宾，鲜有争斗、盗窃，行为不端者。许多时候，真正做到了中原儒生终日所梦想，但却遥不可及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境界。

 

　　由于饮茶具有提神醒脑的功能，对禅修具有重要意义。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进行禅修的不仅有出家的僧人，也有在家修行的“阿吒力”，因此，南诏大理国时期，饮茶成为佛教修行者的重要生活时尚之一。而因为整个国度崇尚佛教的文化心理，修行者们的时尚生活方式也受到民间崇尚，被大量仿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云南茶文化的心理文化基础。这个心理文化基础就是通过饮茶，可以帮助人们长久地保持清醒状态，在凝然寂静中进入佛门智慧无碍的微妙境界。

 

　　正是这种心理基础，极大地促进了大理的种茶业。唐宋时期，也就是南诏大理国时期，感通寺周围已经开始种茶。而南诏大理时期，佛教的流行，并不局限于苍洱地区。苍山种茶的事实，说明在大理的许多地区，都已经开始种茶。

 

　　大理国灭后，在元朝、明朝、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推行下，南诏大理国“奉佛”的文化系统悄悄发生了嬗变，被置换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系统，大理被称为“文献名邦”而不再是过去的“妙香佛国”。但曾经五百年的伟大文化传承却不是那么容易被彻底置换的，相反，它以各种民俗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其中，就有南诏大理国时期形成的云南茶饮文化。即使到了明代，大理的许多寺庙还专门设有茶房，供僧人和游客品尝，这说明与佛教有关的茶饮风尚依旧非常浓厚。比如，徐霞客在游鸡足山悉檀寺时，寺内的宏辩长老曾用“三道茶”招待他。

 

　　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大理依旧是云南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号称“文献名邦”），大理对云南普洱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依旧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大理处于茶马古道的中心位置，形成了整合云南茶文化的自然地理基础。

 

　　茶马古道在云南境内约有两千多公里，几乎贯穿整个云南省。而大理地处滇西中部，自古以来都是滇西的交通枢纽，在南诏大理国时代，还是整个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滇西、滇南的重要茶叶集散地。自清末至民国初年起，大理下关还一跃成为西南最大的茶叶交易集散地、生产和加工地，云南茶叶主产区（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保山等地）的茶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下关进行进贡和销售。大理无可替代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整合云南茶文化的重要基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云南普洱茶文化的最初形成，无论在器物形态上还是在精神文化形态上，大理都是一个关键之地。正是在大理，建立了南诏大理国，最早形成了云南的统一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上初步整合了云南普洱茶文化；正是在大理，最早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妙香佛国”佛教文化传统，在精神文化心理上整合了云南的普洱茶文化，形成了普洱茶文化最早的文化个性；正是因为大理在茶马古道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在自然地理基础上整合了普洱茶文化。其实，大理对普洱茶文化的形成的重要作用还不仅限于此。比如，大理汉、白、彝、回等多民族和谐共居的民族生态以及和中原内地的较早交往，极大地整合与塑造了云南普洱茶的品饮习俗，形成了包括“三道茶”、“苦茶”（烤茶）、“乳扇茶”、“蜂蜜茶”、“核桃茶”、“姜茶”、“槐米茶”、“花椒茶”等在内的，既有内地影响又有独特民族地域特色的普洱茶多元品饮习俗。总之，自唐宋以来，大理都是云南普洱茶文化形成与整合发展的一个关键地区，它的功能与作用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即使到普洱茶文化获得现代性发展的今天，大理的地位与作用依旧不可忽视。而这，只需要从两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一，大理是云南，乃至中国、世界的著名旅游胜地，来到这里的人，一般都会受到普洱茶的招待，因之，这里无疑是现代普洱茶文化传播的关键之地。

 

　　其二，这里有下关沱茶。下关沱茶是1902年加工创制于大理下关的一种普洱茶。在普洱茶文化断代百年的苍凉时光里，下关沱茶一直顽强而坚韧地存在与发展，从来没有中断。在今日普洱茶的各种驰名品牌中，下关沱茶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真正延续了百年传统，拥有完整序列文化记忆的品牌。而这，在普洱茶历史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论述中，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个意义，当然是极其丰富而复杂的。但只举一例，就足以说明其重要性。

 

　　比如，下关沱茶与十世班禅、十一世班禅的深厚因缘。这使下关沱茶成为云南著名的“佛茶”。而这，无疑是一种象征。在云南大理，普洱茶依旧散发着来自悠远佛国的芳香，萦绕在那种芳香里的奇妙光芒，古老而常新，从未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