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普洱茶唐代就开始成为重要的流通商品，它传入藏地和传入中原的事件大体相同，但这种商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被中原的主流文化所接受，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茶马古道是滇藏两地的专用通道。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行将结束的时候，云南普洱茶突然奇迹般地成为皇家贡茶，如果没有这个奇迹的出现，云南普洱茶的历史只能是另外一种写法了。

 

　　云南普洱茶之所以终于被中原地区的主流文化所接纳，并不是因为它的野性被驯服了，而是必须感谢来自北方边土的满清皇室。

 

　　和云南普洱茶一样，满清统治者来自边远的北方，入关前一部分人依旧过着游牧生活，相对于正统的中原汉文化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充满野趣的民族，它们至少在感情上不太排斥边地文化，所以普洱茶得以逐步进入满清贵胄的生活。

 

　　而对于云南普洱茶最为推崇的乾隆皇帝，又是满清皇帝当中最富于野趣的一个，他喜欢狩猎、喜欢微服私访、喜欢民间的村野女孩，乾隆皇帝的这种野趣，使云南普洱茶成为了当时的朝野时尚，成为当时中国茶文化创新的最大亮点。而乾隆皇帝首先是一个具有创新朝气的帝王。

 

　　云南普洱茶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藏传佛教的北传。云南普洱茶不仅是藏地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藏传佛教装藏佛像、供曼荼罗等，也都离不开茶叶,藏传佛教使用茶叶显然比汉传佛教更珍贵、更郑重。

 

　　自元代八思巴开始，藏传佛教正式进入蒙古高原，并很快成为当地的主流文化――这是茶马古道在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延伸！满清统治者早期在意识形态上深受他们的邻居蒙古民族影响，逐步接纳藏传佛教。清朝初年，请章嘉活佛为国师常住北京，修建了北京雍和宫等藏传佛教寺院。

 

　　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地位的提升，进一步为云南普洱茶进入中原，给予了有力的文化支持！根据清代史料，茶叶是当时满清贵族与藏传佛教界重要的礼尚往来之物，当章嘉活佛们改喝西湖龙井之类时，满清统治者也就逐步接受了云南普洱茶。

 

　　云南普洱茶在中原地区及海外的推广，不仅是云南26个民族共同的心愿，来自北方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同胞，同样功不可没！云南普洱茶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献给中国茶文化的一份厚礼！这份厚礼非常难得、也非常沉重！

 

　　云南普洱茶在中原地区的几消几长，几进几出，都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具有密切关系，和中国主流文化的变革周期具有密切关系，但和云南本身的文化形态关系更密切！

 

　　1904年，在八国联军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之下，大清王朝被迫改制，云南普洱茶因此停贡。普洱茶由此淡出中国茶客的视野。1956年，随着西藏公路通车，住藏部队供给换代，曾与普洱茶同时进贡的茶膏正式停产，工艺几近失传；到了文革时期，普洱茶几乎成为连云南人也无法享用的纯出口物资，云南的许多年轻人亦不知普洱茶为何物？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国文化急剧变革的时期。然而，西湖龙井没有在这场急剧的变革中消失，云南普洱茶却消失了……！？

 

　　表面上看，龙井与普洱茶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中原文化的产物，一个是边地文化的产物，在社会与文化急剧变革的年代，边缘部分首先被离心力抛出了，这个力学原理似乎很多人都能接受。

 

　　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浙江人不仅把龙井作成了品牌，并且占据了更为广泛的市场；云南人虽然也把普洱茶做成了品牌，但却没有及时占领更为广泛的大众消费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清代的云南普洱茶是一个“事业型品牌”，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品牌――云南人在经商能力上输给了浙江人！

 

　　晚清和民国，是一个官商一体的社会。但浙江人崇商，其江浙财团甚至一度左右中国的政治；而云南人崇官、忠心耿耿，其结果却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官反而成了这个社会最靠不住的东西――所以云南的普洱茶倒了！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普洱茶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国际交换物资，其价值可装备国民党军队数十个甲种师，但云南人没有抓住这个机遇进行普洱茶的国际化宣传，一俟战争结束，一场小小的瘟疫，就使普洱茶的短暂辉煌烟消云散。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之初，云南普洱茶再次成为重要出口物资，但这一次更惨，我们几乎是在单纯出口茶叶原料，深厚的普洱茶文化被彻底割断了，茶价之低廉令人诧异。有现代普洱茶创始人之誉的吴启英女士，她的名字几乎是在30年后才被世人所知的（并且这位大师逝世前属于社会上的低收入人群），这是普洱茶的光荣，也是普洱茶的悲剧！

 

　　而在同样的历史进程中，产量低于普洱茶的西湖龙井，并没有因为战乱而消失，也没有因为繁重的出口任务而令国人遗忘。连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的台词里，都有西湖龙井。

 

　　北京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光说不练是假把式，光练不说是傻把式。浙江人不是假把式；云南人却屡屡充当傻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