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及皇族大臣享用的茶叶,贡茶制度是历代皇朝强加给茶农百姓的一种沉重负担和枷锁。然而,又由于对贡茶品质的苛刻和求新的欲望,迫使历代贡茶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因而促进了制茶技术的改进与提高。因此,很多贡茶品目沿袭至今,也是中国茶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晋朝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周武王时已有贡茶出现,但真正作为一种制度的贡茶应在唐代才开始形成。
一、唐代贡茶
明代顾元庆所著的《茶谱》引述:“隋(公元580-618年)文帝病脑痛,僧人告以煮茗作药,服之果效。”说的是隋炀帝在江都(现扬州)生病,浙江天台山智藏和尚,为了向这位帝王讨宠,曾携带着天台山寺庙自产的茶叶给他治病,得茶而治之后,推动了社会饮茶的兴起。
到了唐代开元中期(公元713-740年),泰山灵岩寺僧人们坐禅,昼夜不眠,皆以饮茶为食为乐。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很多文学家、诗人,饮茶作诗,以示风雅。因此,唐代贡茶的兴起,与当时社会饮茶风俗的普及,帝王将相及文人雅士经常举行茶宴、茶会等有关。
唐之初,朝廷征收各地名茶以作贡茶。由于质量和数量不能满足宫廷之需,于是朝廷官营督造专门生产贡茶的贡茶院就产生了。唐代最著名的贡茶院设在湖州长兴和常州义兴(现宜兴)交界的顾渚山,每年役工数万人,采制贡茶“顾渚紫笋”。据《长兴县志》载,顾渚贡茶院建于唐代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代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历时605年。唐代吴兴太守张文规的《湖州焙贡新茶》、诗人袁高的《焙贡顾渚茶》等对帝王的品茶之乐、茶工的艰辛劳动都有详尽的描述。
除此之外,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唐代贡茶有十六处,几乎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可知数量之大。
唐代的贡茶品目,据在唐宪宗元和时期(公元806-820年)做翰林学士的李肇所写的《国史补》记载,共有十六种,除“顾渚紫笋”外,较著名的有“蒙顶石花”、“碧涧明月”、“方山露芽”、“西山白露”、“霍山黄芽”、“神泉小团”等等,都是当时的名茶。
唐代贡茶绝大部分都是蒸青团饼茶,有方有圆、有大有小。其采制方法,在陆羽《茶经·三之造》中有详细的记载。
二、宋代贡茶
到了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帝王嗜茶,也数宋代最甚,宋徽宗赵佶尚有《大观茶论》的专篇论文布之于天下,故贡茶在唐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宋代贡茶除保留唐代贡茶的基地外,又在福建建安(今建瓯县)设立建溪、凤凰山(史称北苑贡茶)两贡茶院。
在丁谓、蔡襄相继任福建转运使时,分别创制了龙凤团饼茶和小龙凤茶,深得帝王及大臣们的喜爱,一时茶价昂贵,一斤这样的茶值黄金二两。宋徽宗时又有四、五十种新的贡茶品种问世,如“银丝水芽”、“龙团胜雪”等等非常有名。
宋代贡茶的采制工艺更为复杂和精致,从采茶到拣茶、蒸茶、榨茶、研茶、压模(即造茶)、焙茶,都有明确的质量要求。
宋代贡茶,以建安北苑贡茶为主,每年制造贡茶数万斤。除福建外,在江西、四川、江苏等省都有御茶园和贡焙。江西赣州后因群众反对而废止。
三、元、明、清贡茶
元代继续保留着宋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御茶园和官焙(制茶工场),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
明代贡茶产地比宋代略广,且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但明代贡茶与宋代最大的不同是,蒸青团饼茶越来越少,而随着炒青芽茶的出现,开始改贡芽茶(即散茶)。芽茶品质优于团饼茶,故至明代中期,芽茶作为贡茶已成主流。
清代贡茶产地进一步扩大,江南、江北著名产茶地区都有贡茶,有些贡茶名还是皇帝亲自指封的,如清康熙帝在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南巡江苏太湖,巡抚献上洞庭东西两山当地产的名叫“吓杀人香”的茶叶时,康熙帝以其名之不雅,即根据其茶的形状赐名为“碧螺春”,从此,“碧螺春”茶名扬天下,成为最重要的贡茶之一。
其他如徽州名茶“老竹铺大方”,乾隆皇帝即赐以“大方茶”之名。浙江杭州西湖狮峰龙井村至今还保留着乾隆皇帝在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微服私访时所封的十八棵御茶树,故龙井茶在此之后名誉天下。
元、明、清三代贡茶的采制方法和贡茶品目,历经700多年的变革,有很大的差异性。元代仍以蒸青团饼茶为主,明代开始改贡芽茶,炒青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采摘细嫩芽茶,炒制成形态各异的茶叶。这是蒸青茶、烘青茶、炒青茶并存。至清代,在明朝贡茶的基础上有了扩大,以烘青茶与炒青茶为主,制工更为精细,外形千姿百态,同时创制了乌龙茶、红茶、黑茶、花茶等,广大茶区形成了多种茶类的贡茶。
历代贡茶给茶区老百姓造成了许多困难与负担,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但贡茶同时使中国的茶叶采制技术、工艺水平、文化内涵大大提高,因此,贡茶的研究有其相当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