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普洱茶盛极一时，高额利润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到六大茶山。《滇海虞衡志》记载的，便是当时的情景。“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矣。”清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为输送贡茶和外销普洱茶，还专门修筑了攸乐至思茅厅、普洱府的茶马驿道。著名学者方国瑜在《闲话普洱茶》中说：“清道光年间至光绪初年，普茶运销盛极一时，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还有缅甸、锡兰、暹罗、束埔寨、安南等国的驮马商队，每年来往于西双版纳……”。在易武，《云南经济滇茶概述》一书中记载：“镇越县即六大茶山的易武茶山、曼撒茶山，茶质优良，远较佛海(今勐海)为胜，年产茶约200吨。”清朝乾隆(1736年)前已有汉族在易武制团茶，乾隆年间(1736～1795年)，云南石屏一带的汉族人纷纷迁居易武大种茶树，同治年间(1862—1874年)茶叶产量大增，到光绪年间(1877年)仅易武茶达250多吨。易武成了利润城，1930年镇越县政府从勐腊移至易武街，直至解放。易武盛产茶叶，所产茶叶在六大茶山中位居榜首。因此，犹其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易武曾商贾云集，马帮塞途，繁华一时。如今，仍可见茶马古道、茶案碑碑文、关帝庙等碑碣、遗址。在攸乐茶山，据称当时也年产茶叶4万公斤。曾吸引大批内地商人、农民来收茶和种茶，促进了茶叶的发展，增进了民族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如内地汉人曾在基诺山开设打铁坊、织布坊、石灰窑、酿酒坊等。以及木匠、铜匠等手工艺人，带来了较先进的技术，对基诺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天，盛况空前的普洱茶同样吸引着数十万人奔茶山，与历史何其相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