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四川乃天府之国，土地肥沃，且气候暖和。西部高原山地自然条件比较严重以外，极为适宜人类居住，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一直是人类生息和繁衍的地方。富足的盆地亦养育了悠久的茶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褒《僮约》云：“武都(阳)买茶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云：“芳茶冠六清”;孙楚诗云：“姜桂茶出巴蜀”等诗文中看出来。

 

   陆羽在他所著的《茶经》中亦记载有：“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直至唐朝中期，这种野生的大茶树在四川还是到处可见。据我们已故的知识，像这种两人合抱的茶树，大概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长成如此之巨。如此一来，这些大茶树大多数应该是生长在战国以前，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古代的巴蜀也是我国茶树原始分布的一个中心。

 

   在《华阳国志?巴志》中有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蒋，园有芳弱香敬，给客橙葵。”在这里《华阳国志?巴志》对巴蜀的茶事的记载是很明确的。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所进贡的茶叶是“园有芳弱(竹)香茗“(在园子里人工种植的茶)，而不是采之野生。这说明在当时，巴蜀的茶事已是相当发达的了。

 

   《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还有濮、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郡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大家也就认可了“巴蜀是中国茶业和茶叶文化的摇篮”这一事实。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么，巴蜀又是什么时候开始饮茶的呢?对这个问题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人认为始于“史前”，有的人认为是“西周初年”，也有的人认为在“战国”时期等。名家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饮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起饮茶的习惯，人们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

 

   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过的叶子来作饮料，那么，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们南方有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谋划不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这也说明巴蜀茶业的开始最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到西汉末年的王褒《僮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日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末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微、卢、彭、濮，称尔，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末年，巴蜀及其四周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扈从和参加伐讨战争的各族酋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既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假如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么，《华阳国志》中所提到的茶叶产是，可以说也是战国前既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鳖，烹茶尽具”，“武阳买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由反映成都四周，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甍长衢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郡汉代巨富有成效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揖《广雅》(3世纪之前)载，“荆巴采茶作饼，成为米膏出之……”其二是西晋孙楚的《出歌》(公元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鼓出鲁渊。姜、桂、茶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通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

 

   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一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和重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