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西双版纳一带，大抵属于亚热带，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讲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这类。所以，“采无时”之说，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

 

　　普洱饼茶的起源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我这里所说的普洱饼茶，其旨却并非是就饼茶说饼茶，而是以饼茶作为一种类型标志，就此用来论说普洱型各种紧压茶，包括普洱沱茶，普洱方茶，七子饼茶，团茶，竹筒香茶等等。因此所谓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实质上即指云南紧压茶和中国紧压茶的起源之谜。

 

　　那么普洱饼茶到底是发源于何处呢？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呢？某些学者断然论定，它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全然承袭了陆羽的衣钵，或说是继承了唐、宋、元三代的“团茶”之衣钵。不过，他们深感遗憾的是，陆羽所撰的《茶经》之中，却“唯独漏掉了最能继承他衣钵的云南普洱茶”！

 

　　中国饼茶并非经由陆羽之手发明的。因为早在唐代之前，而且至少早在南北朝之前，甚至更还在两晋之前，我国就有饼茶闻世。它恰恰就记载在陆羽的《茶经》上。其原文是这样的：

 

　　《广雅》云：荆、巴间茶叶作饼，叶老，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笔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引自陆羽《茶经·七之事》

 

　　且看此文的记述中，既有饼茶的采制法，又有饼茶的饮啜法。而且就饼茶的采制法来说，其时至少已然有了两种：一种是采来老叶做成的饼茶，一种是采来嫩叶做成的饼茶，两者的制法则各各不同；这就是所谓“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至于叶嫩者呢，则其在饼成之后，当然就无须以米膏出之。

 

　　那么，这个饼茶的采制法和饮啜法是何人记载下来的呢？更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年代记载下来的呢，而且其所记载的则又是何地出产的饼茶呢？

 

　　先且从《广雅》说起罢——

 

　　《广雅》本是一部字书。而中国饼茶最早见之于历史记载的，准确地说，最早见之于汉文的历史记载的，就在这部字书上。《广雅》的作者张揖。张揖，乃魏国清河（即今河北）人也。张揖曾任“明帝太和中博士”，而“太和”即魏明帝年号（227-233），当然乃属三国时代无疑。这就是说，早在陆羽《茶经》问世的五百余年之前，中国饼茶就已然见诸史籍。

 

　　再说《广雅》记载的饼茶，原文说是出自“荆、巴间”，所谓“荆、巴间茶叶作饼”之说，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不止是指现今的四川、湖北一带，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贵州一带。那么，在上述四个地域之中，何处最有条件足以作为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呢？

 

　　依我拙见，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理当就是云南，特别是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并思茅一带，只缘这里乃是中国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之故也。

 

　　这个推断有无载诸史册的史据呢？历史并未恩赐给我所谓载诸史册的现成答案。只缘那时在云南的茶树王国境内，所有土著部族尚无自己的文字，他们当然无法作也所谓载诸史册的文字记载。而汉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辈，则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视为可怖的蛮夷，当作征服而供其奴役与剥夺的对象，哪里还会记载他们的什么创造与发明，赞美他们的什么智慧与文明呢。即如后来到了唐代，由朝延派驻南诏古国的汉官樊绰，他虽在他所编撰的《云南志》（卷七）中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此言却亦不足以为据也。

 

　　既然说是“散收无采造法”，但接着却又说是“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在事理上说得通么？试问，若是无有采茶法并制茶法，那么，银生城界诸山之茶，怎么竟会采制出来而转运行销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区一带去的呢？而且，那些“蒙舍蛮”所采用的吃茶之法，恰恰是饼茶的饮啜法，并且恰恰跟上述《广雅》所说的饼茶之饮啜法，两者煞是相似呢：一则说，“用椒、姜、橘子笔之”；一则说，“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且看一个是三国时代的饼茶饮啜法，一个是唐代晚期的“蒙舍蛮”所用的无以名之的饮啜法，两者相隔达五百余年之久，吃法竟是如出一辙的相似，这个茶史之谜，试问，该是难解还是不难解呢？

 

　　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在他所编撰的《续博物志》（卷七）中，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云南志》更为可靠的史料罢，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散收无采造法”的字样，并且代之以“采无时”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堪称笔力不凡也。只因西双版纳一带，大抵属于亚热带，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故而常年可以采茶，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讲究什么明前茶，雨前茶这类。所以，“采无时”之说，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

 

　　此外樊绰笔下的“蒙舍蛮”之说，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因而亦被李石删去。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茶，出银生城界诸山，采无时，杂椒、盐而饮之。”

 

　　前面说过，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虽说在先秦前后、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兹即引述于下。

 

　　侧面线索之一：“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荼（茶）蜜……皆纳贡之。’此中之‘巴蜀之师’，据史家考证，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其中的濮人，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

 

　　……；也就是说，在商周时代，勐海就产茶，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引自雷平阳《普洱茶记》）

 

　　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除了著有《巴志》和《蜀志》之外，尚还撰著了《南中志》。这个“南中”，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贵州两省。三国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南中在巴蜀之南，故以名之。《南中志》称：“平夷县……有石兆津安乐水，山出荼（茶）蜜。”这恰好与《巴志》所述的纳贡之茶，彼此对应起来。那么，既然南中“山出茶蜜”，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这么说来，其所纳贡之茶，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

 

　　而且这种贡茶，依我推断，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