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会越来越雅了，雅到不做准备都不好意思参加。桌上摆着的请帖，有些要小心应付。尤其是那些毛笔小楷竖写，名后是“道席”之类问候，里面装满了各种与茶相关雅事。宣纸上有古琴、尺八之类的曲目，要品的茶来自武夷山“三坑两涧”，或者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更有年份的普洱，白茶，偶尔也会出现些老六堡茶做点缀。当然，在“老”的语境下，老铁（铁观音），老红（红茶）也颇受青睐。

 

这些主体信息当然不够啦，还得打电话去。准不准抽烟啦？喝茶过程中允不允许说话啦？茶后要不要吃素菜啦？茶会前要不要讲话啦？茶会中要不要填品茶表格啦？对穿衣有没有要求啦？问问才好参加。我好几次在茶会，因为长期不能抽烟，导致神经紧张，不得不来回深呼吸，结果额头大量出汗，为我泡茶的茶艺师得出的结论却是，“周老师，你体感好强啊，才喝两口都能喝出那么多汗。”

能不能说话也关键。茶界好多茶会，都是“止语”的，来的人不可以相互交流，只有在主人的声音中把茶杯端起，放下。主人会引导你怎么发现茶的滋味，从第一泡到第十泡茶发生了什么变化，汤色，口感，香气，滋味，到舌是什么感觉，到喉是什么感觉……主人也会引导你找到茶气，发现茶韵，必须相信茶神就在上空。

 

至于说那些把茶会搞成服装秀的，就更是，坐下来哪里是喝茶啊，左一个马可，右一个锦添，时不时插下丽萍，叫得那个甜，那个脆，就像说自家裁缝、邻家女孩一般。好处不是没有，正装终于不是特指西装之类（据说西方人说正装大约是燕尾服），我们很随意穿件茶人服就可算作中式正装。

 

我每每看到写着古典音乐字样的就胆怯，生怕掌拍错了时间，也怕听睡着了。读《昨天的世界》很是羡慕，维也纳连一个厨娘都听得出谁小提琴拉走了调。但偏偏现在的茶会，不是古琴，就是尺八。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身边听得津津有味的朋友，他回答说，我也不懂，在想其他事呢。那一天，古琴的演奏者是李祥霆，那把琴说是苏东坡留下的，喝的是价值百万的宋聘普洱。说到尺八嘛，在许多人眼里，与普通的箫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茶会上还会遇到一些大仙儿，喝得出海拔，品得出年份，连水的钠有多少，铁有多少都尝得出，也会被告知，喝茶的姿势不同，对身体有利的地方也不一样。遇到这些人，大约也只有倒背唐诗三百诗的气场才能降服。

 

雅茶会留吃饭的，大部分会选择在素菜馆，而大部分素菜馆是接受教育的好地方。门口摆满可以免费领取的佛学书籍，桌子上，墙上都有饭菜来之不易的告诫，抽烟喝酒是严禁，大声说话也是不许可。服务员非常有礼貌，进门鞠躬，出门鞠躬，点菜鞠躬，上菜鞠躬，你每要求一样都会收获一个鞠躬……参加完一个茶会，吃完一顿素菜，都会觉得自己好没教养，在手背上就能看出一个“小”字。

 

我抽烟，嗓门大却不通音律，喝茶怕被追着问感受，茶人服永远皱巴巴的，时不时就把媳妇也连累，关键还是喝茶不讲究，用器不挑剔，喝水不打转，说话跑火车……唯一的优点只有，会写点茶文，所以余秋雨老师开始写普洱茶的时候，我好担心自己会下岗。那些年我不懂事，连写了《普洱茶装13指南》系列，《装土豪飞行喝茶记》系列，前者是真不装，后来变装了。后者却是真装，却被大量实践。

 

喝茶太有格调，会坏事，这是古龙在《剑神一笑》里的劝告。陆小凤千里追凶，来到鸟不拉屎的黄石镇，在线索中断穷途末路时，却意外从简陋的旅馆里发现了上好的茶具和茶叶，从而揪出化身于此的品茗高手——巴蜀剑派的掌门人秋鼎风。所谓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举例归举例，经历到底还是发生在眼皮底下，茶事变雅事倒不是当下特有现象，历史上是怎么看待喝茶这件事？东晋名士王濛，因为爱好喝茶，想培养几个与自己相同爱好者，但到他家喝过茶的却不买账，说喝茶是“水厄”，嘲笑声在1000多年后听到，依旧觉得刺耳。

 

唐之前的饮茶史，出身在寺院的陆羽耗费了很多时间去考证，但那些只言片语只能缝补出一个小章节，他只有腾出手脚，写了本充满汗水味的茶叶考察报告《茶经》。

 

不过，陆羽生在一个酒气冲天的唐代，很少有人成为他的同道。与他唱和最多的皎然，是个和尚。和尚爱茶，最根本的动因是寺院禁酒，茶这种比中药药饮更有瘾头及品饮价值的植物才被空前放大。

 

陆羽希望茶能够成为能与酒并驾齐驱的一种饮品，寺院则进一步希望构建一套茶与释家的关系，就好像酒与儒家一样，密不可分。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皎然曾大声宣称，“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可惜他们的影响力都有限，听者寥寥无几。

 

要想扩大茶的影响力，必须借助大名士。

 

有一位和尚借李白上位的茶故事，一直被模仿，从来未被超越。李白唯一的一首茶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为我们指出了茶变雅的全部机密。

 

产茶的地方很奇妙，寺庙附近的乳窟，不仅有玉泉，还有饮玉泉为生的千年蝙蝠，因为水好，连80多岁的老人居然颜色如桃李。这里生长出来的茶竟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李白了解到他是第一个为此茶作传的人，有着唯一命名权与解释权后，兴奋异常。

 

李白未必懂茶，但懂茶的和尚没有李白之才，但在二者合谋下，不但使“仙人掌茶”名扬天下，还做到了百世流芳。时至今日，仙人掌依旧是湖北当阳一带的特产，活在许多人的口舌之间。

 

李白身后的文人茶传统，是一个雅得不能再雅的传统。

 

茶的产地一定就是好山好水（这些地方也绝大部分与寺庙相关），喝茶的地方自然也是名山大川（幽林小筑亦佳），即便这些都不具备，有茅屋一间也无妨，只要水灵、具精、茗上乘（水一定有灵性，茶具一定有来头，茶只作佳茗），佳人（只要是女的一定是佳人，哪怕是凤姐）侍坐，也会怡然自得。

 

就算多出一个南郭先生，只要他也爱茶，就是贤人，喝茶也变得热闹起来，才思涌现中多了显耀和哲思小语。今天，随便一个卖茶小妹，都对这套好词倒背如流，“禅茶一味”，“从来品茗似佳人”，张口就来。

 

唐代奠定的绝妙好辞体系非常牢固，等到后世有人想说茶“坏话”的时候，便会发现，所有的“坏话词汇”都不支持这样的反驳。这与酒完全形成一个悖论，酒是坏话太多，要绞尽脑汁才能阐释出喝酒的必要性。“酒池肉林”、“酒肉朋友”、“酒囊饭袋”之类，想想就令人心碎不已。

 

宋人继承了唐代与茶相关的全部绝妙好词，苏东坡有诗说：“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苏轼喝茶的地方是扬州西塔寺，善品茗的和尚选的地方都是好山好水；有好茶，又赶上风和日丽的艳阳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茶具洁净，来的都是与自己趣味相投之人，诗文这才写得有感觉。要是对照他的“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就更加会突出这样的心态。

 

与其说茶是被水激活的，倒不如说是被好词激活的。

 

宋代有位泡茶高手，叫南屏谦师，听说苏轼搞了一个茶会，不请自来。苏轼《送南屏谦师》里为我们回顾了这场茶会：“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液今安有。先王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

 

我们不难看出，这与李白写仙人掌茶一样，因为苏轼的记录，我们记住了一位点茶和尚，而和尚伴随着苏轼的记录，真获得了“不朽”的雅称。

 

“喝茶便雅”是宋人常见的观点，宋徽宗号召有钱人多喝点茶，脱脱俗气，“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喝茶指南《大观茶论》。

 

明皇子朱权，为了喝茶，专门发明了煮茶灶台。江南的士大夫，则在美轮美奂的私家园林里，专门修建了品茶之地。

 

张岱走出精舍，把茶与人的互动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他之前的雅事，茶与人还有隔离，纵使妙语连珠、好词连绵，却总显得诚惶诚恐、捉襟见肘，没有放开来的自在肆意。在《闵老子茶》里，闵汶水是不出世高人，张岱慕名前往拜访，却被丢在一边晒太阳。

 

后来两人斗茶，斗水，张岱品得出茶与水的产地，茶采摘的春秋之别，得到了高人的褒奖。当下斗茶都是从张岱这里获得的启发，不过，张岱是品得出，大部分是“猜得出”，这是很大区别处。更不同的是，张岱是通过表扬别人来获得自我表扬，而不是贬低别人获得晋级。

宋明之际对茶的精心营造，让人起了觊觎之心。

 

乾隆每每下一次江南，都要去画几个茶室，他在北京模仿修建了20多个供己使用的江南风格茶室，还发明了“三清茶”以表自己的志趣，但他在名画上的题词以及留存的300多首茶诗却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粗俗的本性。

 

这其实连累了许多人，曹雪芹不得不安排妙玉现身，教一教贾宝玉这样的世家公子，怎么喝才不糟蹋茶。但品位又怎么能短时间内培养得起来？

 

乾隆的族人后来把茶室发展成遛鸟看戏的游乐场。晚清时候，“打茶围”已经成为找妓女的代名词，民国年间胡适不得不在“打茶围”后，做出特别解释。去茶室喝茶不再是雅事，周作人只好把自己喝苦茶的家命名为“苦茶庵”。

 

到我成长的时代，茶室都变成了麻将馆的代名词。2年前，当父母听说我弄了茶室后，居然一夜都没有睡好，非得来昆明亲眼看到没有麻将桌才安心下来。

 

有些人不甘心茶就这样俗下去，茶室雅起来后，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清茶馆”，经营要在门口特别提醒，本店没有棋牌室，不提供餐饮，只可以闻香，品茗，挂画，插花，所谓四般闲事。

 

北京好像是一个能把啥事都变俗的地方，我听说喝普洱已经成了京城四大俗了。想想也是，好山好水都糟蹋光了，没有蓝天白云，没有小桥流水，任你尺八多动听，普洱多大清，也安顿不了浮躁的心灵吧？最最最关键的还是，哪有李白、苏轼、张岱这样的才子啊？哪有宋徽宗这样的鉴赏家啊？多的是乾隆这样的人吧？

 

茶本来在厨房呆着挺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开足马力驶向书房（琴棋书画诗酒茶），大约后人忘记了张岱晚年的忠告，即便是潦倒老人，也能在破床、破桌、破鼎、破琴、破书之间，与山水、日月、茶壶相伴。

 

茶与繁华无关，伸手可摘。考究我们的不只是品位，还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