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昆明正义路上的“大华交益社”柜台内，端坐了一位年方二十五的美女，美女旗袍素雅，头发乌黑、温柔沉静里略带几分忧郁，这迥然于一般茶馆老板娘的模样让茶客们很是兴奋，院子里的客人好像无端增加了不少。大华交益社实际上是老昆明一个典型的庭院式茶馆，通过屋檐下长长的走廊，连着三进院干干净净的天井和天井上空透风敞亮的瓦顶。留声机里飘着金嗓子周璇的歌和百代唱片公司最新的唱片，殷勤的茶房、卖香烟、擦皮鞋的小贩，在几十张茶桌前绕来绕去，这里除了普洱、龙井、碎红、沱茶、菊花、茉莉质好味醇外，还供应各种零食：闷松子、五香花生、盐炒瓜子、兰花根、米花糖、金钱酥……茶馆素以“水滚、茶香、烟筒好”而深受茶客欢喜。

　　话说茶馆里突然掉下这么个林妹妹，爱面子的绅士只是在喝茶时忍不住往那边多瞟上两眼，一日，便有几个不知深浅的轻薄孟浪者上前调笑，素服美女只是温文尔雅地请他们到柜台里吃烟，几个男子以为得了便宜，受宠若惊。殊知那美女出去了一转，一会便有警察进来将这几个不知深浅的轻薄孟浪者带走。故事在茶馆里传开，有知情者叹道：美人之为美，慧心若智。这样的女人是你们轻薄得了的吗？

　　此女便是以后二三十年闻名了昆明的风云人物刘淑清，在坐进大华茶馆之前，她曾在四川任教，因为与滇军护法军官刘柏君相爱，嫁到了云南昭通。1929年，升至少将旅长的刘柏君退任还乡，夫妻俩种茶养桑开始一种“耕读”式的田园生活，安知刘柏君在赴宴时却被盐津县长用计冤杀。得到消息的刘淑清披麻带孝，在大街上奋力拦往了企图埋尸毁证悄悄运往城外的棺木，她一面拍着棺木恸哭喊冤，一面用自己的衣服去接往丈夫还在滴淌流下的鲜血，她呼天抢地的哭声惊动了全城，围观者成百上千，同情她的年轻与无助，在全城极为义愤的舆论指责下，县长在狼狈中只得让城中德高望重的父老出面，重殓刘柏君，并同意亲属护送其回乡安葬。刘淑清为了躲避进一步迫害，连夜逃往昆明。一进昆明，她全身缟素地牵着抱着只有五岁、三岁和两岁的三个幼女直奔五华山，直接找省主席龙云为丈夫讨个说法与公道。

　　自此，刘淑清带着三个孤女与婆婆在大华茶室楼上住下，肩起了生活的重担，一面教小学，一面接手经营茶楼，伺候老人、抚养儿女。

　　在三十年代，一个茶楼取名为“交益社”实在是个时尚摩登的名字，也反映出主人的追求。知书达理、见多识广的刘淑清希望将这里办成一个工商界、知识界、政界各色人等的“俱乐部”，让人们在这里休闲交友、商洽生意、讨论事宜、聊天品茗。大华在后堂附设了浴室，在堂间出借象棋、桥牌、书报。主人的气韵总是要传染给茶楼的，由刘淑清亲自挑选调教的茶房礼数周到，茶楼生意也日日兴旺。1948年9月26日的《复兴日报》这样描摹大华交益社茶客当时的情景：“……竹烟筒咕噜咕噜地响着，烟雾冲淡了乳白色的灯光，他们有的长衫大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胸前佩着证章、肩上扛着‘杠子’。这里讨论着行情，那里海阔天空地从天空之大谈到苍蝇之微。有些记者也爱在这里‘交益’他们的新新闻，还有陶然地把自己埋葬在这一片嘈杂中，不做什么也不想什么，仿佛这就是世界，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在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吃讲茶’那种剑拔弩张的场面也少见了。”

　　顺便说一句“吃讲茶”也叫“吃讲理茶”，是老昆明的一种习俗，当事人双方有了矛盾，双方便约着人到茶楼讲理，讨论个对错，讲个输赢，讲理的阵容有大有小，茶钱就由讲输了理的一方付。有由此化解了矛盾的，也有越吵越烈的。大华董事长刘淑清的温文尔雅、柔中有刚及此茶楼所标榜的“交益”主题，使来到这儿的茶客自觉不自觉地也注意到自身的形象与修养，吃讲茶的火气、暴戾之气也就冲淡了许多，因此，当年茶客中便流传着说“吃讲茶”在大华交益社最易顺水顺风。

　　应用“交益”这个主题和平台，长袖善舞的刘淑清殷勤待人，广交朋友、厚集人脉。其间还团结了一个“夫人团队”，其中有龙云夫人顾映秋、卢汉夫人龙泽清、后来有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昆华师范、昆华女中的校长以及西南联大的教授……等众多名流。这为她后来的事业和人生铺就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

　　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昆明一下涌进了商界政界文化界的各色人物，刘淑清相继开办了个西南大旅社，著名作家茅盾，电影明星金焰、王人美和许多流亡到昆的文化界人士都口口相传，都到这儿住宿过。而当时号称远东第一家最时髦的“南屏电影院”的创意设计和投资建设，则是当时大华交益社一种全景式的延伸，刘淑清利用“夫人集团”的集资合股建起了影院。在有弧形玻璃幕窗的电影院里建了最好的咖啡厅、除了播放《大独裁者》、《呼啸山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影片外，还上演陈白尘的话剧、开马思聪的小提琴演奏会，冼星海的音乐会及各种各样的音乐会，有竖笛演奏《幻想曲》、有大小提琴、钢琴独奏《云》、男低音独唱《伏尔加船夫》等……这些活动一下子拔高了昆明的文化品味，走在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前沿。而影院所赚之钱有许多都拿来捐赠抗日的飞机、专供远征军的鞋袜、成立残疾士兵的工厂基金、救济西南联大流亡学生……随后，刘淑清又把这种延伸扩展到了建造安宁温泉宾馆、成立专门收容战争孤儿的坤维慈幼院……著名作曲家洗星海和安娥还专门为这个慈幼院写了校歌。

　　刘淑清从大华茶楼延伸出来的这一系列产业，用当今时尚的说法当叫“文化产业”吧，如今政府费了大力气成立的那些“文产办”“文投公司”不就干的这吗？回头想想，一个女子，在三四十年代早就把昆明的“文化产业”玩得风生水起、活色生香，完全走的是市场的路子，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在社会文化上也作出了有影响力的贡献。

　　还要提到的是，在支援抗战和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中，刘淑清和她周围的一帮朋友都极为活跃，提出各种利民利国的议案，她与马曜、杨青田等中共地下党都是挚友，极积帮助中共云南地下党和云南政界、工商界联系，争取云南的和平解放……

　　作为社会人的刘淑清把母亲的角色也做得很完美，一个寡母带的三个孤女，老大成为北大的女教授，老三在美国从事自己最热爱的专业，而当年因患脑膜炎导致耳聋而残疾了的女儿刘自鸣最是刘淑清的心头之痛，凭了刘淑清那份智慧与绝不放弃的顽强，刘自鸣被送到法国学画，自此刘自鸣在她无声的世界里一直追求着艺术创新。如今，刘自鸣已经成为中国画界里一位令人尊敬的著名画家，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她身后曾站着这样一位智慧的母亲。

　　1950年，已到海外的刘淑清在中共的邀请下毅然归国。并被任命为省府交际处副主任。

　　1968年，刘淑清逝于文革。

　　如今昆明的正义路，被推倒的碑坊重新又竖了起来，路端头的五华山仍是省府权力所在地，步行街流淌着斑斓人流与物流，繁华依旧。大华交益社早已了无痕迹，拐过弯去，被易名为“新昆明电影院”的“南屏电影院”依稀还有些旧迹，问问里边的职员，已经无人知道刘淑清为何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