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阮福《普洱茶记》的记载：“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

 

　　清乾隆六十年(1795)，定普洱府上贡茶千种：团茶(分5斤、3斤、1斤、千两、1.5两)、芽茶、茶膏和茶饼。其后，清政府又规定，贡茶由思茅厅置办。清《普洱府志》卷十九有载，每年贡茶为四种：团茶、瓶装芽茶、蕊茶、匣装茶膏共八色。作为贡茶的还有景谷民乐秧塔白茶，即“白龙须贡茶”和墨江的“须立贡茶”。

 

　　普洱金瓜贡茶，始于清雍正七年即1729年。当时，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府宁洱县(今宁洱镇)建立了贡茶茶厂，选取西双版纳最好的女儿茶，以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三种。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

　有人人为：清光绪年间入贡的部分“圆茶”由易武茶商制作。这是不可能的事。一是“圆茶”为商茶圆饼类，扁体状而圆形，亦即“七子圆”和“五子圆”;而作为贡茶的“团茶”是球体类形而不是扁形，二者断不可混同。二是清光绪二十九年思茅厅催缴贡茶的《札文》证明：贡茶是禁止商家沾手的。三是该《札文》载：“贡品芽茶及头水官茶速急收，就运倚邦交仓，以凭转解思辕。”其中的“速急收，就运倚邦”足以证明：“收”和“运”这两个环节之间的连贯且紧奏关系，在倚邦入仓前根本无暇滞留加工。在倚邦加工还有可能，因为“以凭转解思辕”以前有可能滞留几天。但据曾有贡茶师祖先的老人所述，主要是在思茅复制。

 

　　清代前的当地“土贡”都由民间加工，为何清宫“贡茶”却偏偏硬要专门由“官办茶厂”加工，而且其制度极严格呢?除了卫生及技术等因，据传是因为满清政府是外族占领者，他们顾忌“反清派”在“贡茶”上施“鬼计”的缘故。

“贡茶”成品的运送是由官府统一抽调马帮和人力有组织、有计划地送交宫廷的。运送近二十吨(少数御茶而多数官茶)的“贡茶”的五百多匹骡马近“九十把”。若每个地州抽选“十把”，约六十匹，也就需抽选约九个地州的骡马。一般每个地州组成一个有组织和管理体系的马帮，也就约有九个大马帮。每个大马帮中都每隔几“把”骡马安插有数名武艺高强的护卫官兵。押送总头目持有“压贡令牌”、“押贡诏书”和“押贡配剑”，马帮凭其令牌、文书和令剑过关卡、受优待，而且对途中所遇的图谋不轨者有“先斩后奏”特权。因而任何个体商贩都不可能私运贡茶。

 

　　有人说：曹当斋去世以后的乾隆三十一年伍朝元升为土千总时起，至伍英承袭土八总以前这期间，千总伍朝元的职位高于八总曹秀，曹秀很难节制伍朝元，故而伍朝元为争荣耀直接征送贡茶。然而人们别忘了：护送贡茶必须持有“令牌”、“令剑”和运贡文谍，途中才有相对便利、安全等保障。倚邦《按茶抽收茶银碑》和思茅厅催缴贡茶的《札文》内容等都证明：一是由倚邦土司主办贡茶，二是贡茶以散茶样式送倚邦交仓，再转解思茅府衙。这表明护送贡茶的“令牌”“令剑”和文谍都最低层只会到倚邦土司署，亦即最低层只有曹氏有先斩后奏之特权。曹秀有此特权，伍朝元职位再高，又岂敢不受曹秀节制?没有“令牌”、“令剑”和文谍的伍朝元，凭什么擅自护送贡茶?况且，《普洱府志兵制》中不曾在易武布防过官兵，伍朝元这“光杆千总”又拿什么押送贡茶?因此，征收于当地的普洱贡茶从易武到倚邦，只会是由倚邦土司或其派出的“头目”接运。这些贡茶是移交思茅府衙加工包装以后再逐级押送，而不是直接越级送往京城，伍朝元又能争到啥“荣耀”?既然争不到“荣耀”，何苦要冒此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