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普区历史上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出产、运送、出售而鼓起的。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番。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宋代时已开端有茶马市场，以茶养马。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远地方各族人民彼此交易的重要产品。到明朝时，谢肇淛己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官办理茶叶交易。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运销量声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运营茶叶要向官方收取茶引”（即执照）。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卫山寨，征收茶捐，其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由于瘴疟盛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昌盛起来。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聚集，市场昌盛。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川流不息，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交游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反常昌盛。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全国，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购运于遍地，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逎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互易商货交易而流寓焉。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那柯里驿道”在思茅至普洱之间，即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阶回旋扭转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茶蓭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会昆明，内地南下到思普区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5公里的茶蓭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兵五名住守。驿道在婉蜒的群山峻岭之中，曩昔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蓭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蓭村寨。茶蓭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蓭鸟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如今还可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5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首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目标，所以简直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聚集。据考，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送茶叶，随着茶叶运送的繁忙，客栈、食馆、商铺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开展起来。来往于思普区的马帮运送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送勐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海关的树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间第三条规则：“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互易商货场所。”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逼迫清廷在北京缔结《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间第十三条规则“将在思茅树立英国领事官驻守。”，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树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树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十八、十九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交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首要独占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首要独占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此外，中甸、德钦(其时称为间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造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重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树立思普茶厂。解放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出产好茶作了尽力。

       普洱茶开展了，产值增多了，赢利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致形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曩昔年产八万担的顶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曩昔马帮络驿，商贾聚集的现象一蹶不振。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值降到15000担。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值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昌盛逐步走向了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