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对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历史文献的匮乏。以南诏和大理的影响力和文明程度来说，流传下来的典籍是非常丰厚的。但是历史上遭受了几次大的浩劫，最为重要的是明代官军有目的销毁了南诏和大理国存留下来的史料。仅有少部分文献存于随军文职人员手中，比如下关李氏家族，但遗憾的是这些孤本基本没能逃过文革时期的毁灭。

 

　　不过我们仍然能从少部分汉文资料中，窥探一下那一段历史的端倪。南诏早期军力薄弱，主要是在依附大唐和吐蕃之间摇摆，以南诏和吐蕃之间政商接触之频繁，茶由南诏北部进入青藏高原是情理之中，这也是普洱茶最为重要传统之一“边销”。元代对西蕃用茶的记载中有“大叶”、“苦涩”等等的评价，很可能指的是云南大叶种普洱茶（见《元史茶课》、《饮膳正要》等）。说明边销传统由来已久。

 

　　在《续资治通鉴》中甚至有大理国人把国内产的茶拿到泸南去交换的记载，一方面说明大理国饮茶的普遍，也说明当时云南茶还是有竞争力的。而从宋代茶马互市的记载来看，宋方和大理国交易使用的都是金、白金、棉布、盐等等，和其他民族换马最为常用的茶反而用不上，这也说明大理国茶产量充足，宋茶无法进入。

 

　　明初大理并入中央版图的时候，普洱茶尚未闻名内地。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云南茶的产地丰富，对茶的考量尚未集中于普洱及版纳地区。当时内地的茶书言及云南茶的时候，言必称“感通”，“湾甸”，“太华”，这些都是纬度比较靠北的大理、保山、昆明一代的茶，这其实是有内在原因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李元阳在《大理府志》中的记载：“点苍茶树、高二丈、性味不减阳羡，藏之年久，味愈胜也。”这直接道出了普洱茶最为重要的特点，虽然现在的大理并不在现在普洱茶的地理标志范围内。这里面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高二丈的茶树，以大理地区的海拔和气候来说，至少也生长有数百年之久，很可能是南诏时期种植的，至少也是大理国时期种植的，这也说明了南诏大理时期茶树种植的广泛。而云南其他地方志中也时见高大茶树的记载。

 

　　李元阳是白族学者，对家乡的风俗比较了解，而很多外来的汉族学者对云南茶往往评价不是很高，他们认为这并非茶不行，而是工艺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时可在《滇行纪略》中的记载，他认为感通寺的茶绝对是好茶，但是当地人加工工艺不行，影响了茶叶的口感。这其实很可能透露出的恰恰是云南普洱茶传统工艺的特色，现在被普洱茶人奉为圭臬的晒青粗加工方式。

 

　　更为直接的记录这种加工方式的是徐霞客，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写道：“感通寺茶树，皆高三、四尺，绝与桂相似，味颇佳，煼（炒的异体字）而夏（复）曝，不免黝黑。”这是南诏大理加工方式的延续。

 

　　当然，现在这些地域产的茶大部分都被加工成绿茶，并不属于普洱茶范畴。但是我们要历史的看一个问题，现在绿茶的炒青工艺是在明代才逐渐成熟的，传到云南则要更晚。如果我们把南诏、大理国看成一个文化统一体，就会对此有一个完整的理解。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些基本推论：

 

　　在南诏、大理时代，境内茶树的种植是广泛的，并不局限于版纳或者思茅的小部分地区。

 

　　当时未有“普洱茶”这个专有名词形成也是自然的，因为并未对产地做严格区分。

 

　　当时较北部的大理、保山、昆明等地的工艺是和现在的普洱茶工艺一致的，所以才会有新茶味不及内地鲜，而老茶味愈胜的记载。这些应该是和南诏大理的茶文化一脉相承的。

 

　　后来这些纬度较北的地区和内地交往更为频繁，工艺上跟随内地，逐渐向绿茶方向发展，而少数民族地区保持着南诏大理时代的传统，这也是后来普洱茶的来源。